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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钱款也最多。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这个企业集团拥有工厂23家，其中面粉厂14家，纱厂9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等全国各地，总资产超过亿元。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短短一年，仅其下属的申新二纱厂和五纱厂就分红5次，红利高达5000两黄金，其中半数为荣家所得。
如此庞大的财富，令多少人眼红，荣德生早已是绑票团伙虎视眈眈的目标。做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
策划实施了这起绑票大案的就是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现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将“肉票”劫持，是绑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
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疼得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搡，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
看来这些常规方法都对荣德生无效，骆文庆和袁崇杼找到黄阿宝商量。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冲往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立即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
荣德生在吃惊意外中打量着来人。他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
车上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
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绑架案在上海毫不新鲜。荣家在丧魂落魄之中，第一个决定就是拿钱赎人。一般来说，绑匪要钱不要命，满足其要求可保肉票平安；而如果吝惜钱财或报警的话，却八成会撕票。因此荣家没有报案，也不希望警方干预，只自己想法和绑匪方面联系赎人。
但是，经过荣德生被“逮捕”后荣家两次到军警方面问讯，消息立即流传开。连企业界头号巨子都逃不了绑匪的魔爪，社会上舆情沸腾，人们纷纷议论：如此胆大包天，必有军警界参与。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危害荣德生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
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成了绑匪的刀殂之肉，叱咤商界的一身本领和一呼百应的社会威望在此时全失去了用场，只能任由摆布、听天由命了。
绑匪告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会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飘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这里四面无窗，不许点灯，一片漆黑，另有一老头日夜守护。关在这间小黑屋的一个月里，绑匪的财神爷荣德生被禁止大声说话，咳嗽都不允许，有痰只能往肚里咽。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
原来，警方为早日破案，监听了肯定会和绑匪联系的荣家的电话。绑匪和荣家一商定接头地点，警方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场。经验丰富的嵊县帮发现势头略有不对，就不现身，决定以信件联系。
落在绑匪手里的荣德生也在和绑匪谈判。绑匪提出赎金为200万美元，荣德生当即说，我的摊子看起来很大，但都是固定投资，没有这么多现金；如此之巨的钱款只能从下属企业提取；而下属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并非由我支配，抽走这么多钱，工厂无法运转，因此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绑匪火冒三丈，说难道你不想活了？！荣德生唱起了高调，说我活着是为民众服务的，如果因为我的老命而影响员工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说着就要来纸笔写遗书，把各项事务都做了交代。
没想到“肉票”视死如归，绑匪这下傻了眼，可不能处心积虑忙乎半天，最后一个死人烂在手上，失去忌惮的警方必痛下杀手。于是骆文庆等换了面目，劝起他来，说事情不至于此，200万美元太多了是吧？那就100万吧！绑匪们拟好荣德生给家人的信，叫他照抄。
这封由嵊县帮拟好、荣德生要求改动而被拒绝只好照抄的信是这样的：“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100万元……”信中对哪个厂出多少钱都一一做了交代，语气求生心切，希望及早筹足。
绑匪将信放在亚尔培路祥生饭店一楼盥洗室的水箱顶上，然后打电话给荣氏集团下属的一个厂长告知。荣家接信后赶紧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联系。
不料三天后，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再次收到两封信，一封为荣德生手迹，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筹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否则“余之老年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另一封出自绑匪之手，大肆恐吓，“……令尊已沦入极为危险之境矣……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义……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之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
荣家哪敢怠慢，立即筹足50万美元，只等交钱赎人。
荣案发生近一个月，警方的侦破毫无进展，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和缉查处长程一鸣被迫辞职，蒋介石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由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兼任。此后，上海军警界精兵强将全被动员，大队人马日夜盘查。
这却苦了只求荣德生平安的荣家。荣家千方百计摆脱警方的监听和跟踪，终于和绑匪接上头，约定5月15日在蒲石路交款赎人。
这一消息却被警方侦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潜伏在接头地点。这一接头地点正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隔壁，汤公馆卫兵发现周围忽然潜伏了这么多便衣和警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汤恩伯。汤恩伯不知要出什么事情，立即调来大队人马加强保卫。
经过这样一折腾，本次交钱赎人泡了汤：派来联系的绑匪发现气氛不对，立即溜之乎也。可荣家派来的联系人顾鼎言却不知情，照样拿着赎金的一半、即25万美元前来接洽。顾鼎言赶到地点，四处张望之时，被警方便衣一把按倒在地，25万美元也被搜缴。
就在顾鼎言在沪北警所被毒打之际，荣家赶到，说明顾鼎言带25万美元是赎人之用；警方蛮不讲理，声称与绑匪擅自接洽就是违反法律，因此这25万美元没收！荣家这下人没赎出，钱却被没收，苦不堪言，经托人疏通，警方才答应等案破之日再将款退回。
警方对荣家和绑匪的往来十分窝火，十分不愿意此案以荣家交钱赎票为结局，因为这样的话，显得他们太脓包；而荣家此时哪里管得了警方的面子，也顾不上对绑匪制裁，只求老爷子先平安归来。这样，双方劲就使不到一块，而且警方认为当事的荣家当然应该拿钱孝敬好警方以破案，对荣家对他们百般躲避更加不满，找到由头就来个“没收”。
屡屡接不上头、赎不回人的荣家着急，久久拿不到钱的绑匪同样着急。如果是抗战胜利之前，他们的活动空间不小，可现在是1946年；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租界已被中国收回，上海市现在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