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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接不上头、赎不回人的荣家着急，久久拿不到钱的绑匪同样着急。如果是抗战胜利之前，他们的活动空间不小，可现在是1946年；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租界已被中国收回，上海市现在统一管理之下，少了租界的荫庇，绑匪的转圜之地大缩小。
囚禁荣德生的小楼黑屋几次差点被搜查的警察发现。为了避开搜查，袁崇杼等人费尽脑筋，他们欲把荣德生转移到城外，由于路口、码头都被警方严密监控而未实施。绑匪们在提心吊胆中过了20多天，钱还是没到手，于是士气低落，唉声叹气，有几个帮手觉得风险实在太大，索性悄悄溜走了。
终于，骆文庆和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接上了头。詹荣培原与骆文庆熟识，这时和嵊县帮打交道本是很容易惹嫌疑的事，但他又极受荣德生信任、栽培，因此就不避嫌疑，做为荣家全权代表和绑匪联络。
这次的联系方法是：绑匪将联络地址写在贴在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亲信，见广告就揭，拿到了接头地点。接头地点有两个，荣家分别派人守候，绑匪却都未露面，这只是他们的试探，想搞清到底有没有警察埋伏。
经过这两次试探，绑匪放了心，和詹荣培商定5月29日下午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钱到后，当晚放人。谨慎的詹荣培要求绑匪拿来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以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两件信物立即送来，一件是荣德生的私章，一件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的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荣家看后确认无疑后，詹荣培携款赎人。
为避开警方，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几个仆人分几次陆续送到詹荣培家。5月27日，詹荣培将钱藏在汽车后座下，先开车进厂，办了几件公事，再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
代表绑匪方面出面的是吴志刚。吴志刚一见花花绿绿的美金，狂喜加垂涎，点过一叠后，随手捏捏另外几捆，就盖上保险箱的盖子，点点头对詹荣培说：“老先生只能晚上出去，现在已经是4点，来不及了，明天半夜一定到家，这个你放心好了，我打包票！”
詹荣培没法，只能这样对荣家回话；当晚后半夜，荣家又接到绑匪电话，说第二天荣老先生一定到家。
绑匪没有食言。5月28日晚上10点，一辆轿车将荣德生送至霞飞路停下，然后将他扶下车，喊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将老先生送到唐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半小时后，荣宅一片欢声笑语，庆祝老爷子在被绑架34天之后，平安归来。
荣德生花钱消灾，荣家不愿得罪警方，没有对外声张，但“荣大老板花50万美金才赎回”的消息立即传开，警方维护治安的能力被社会舆论口诛笔伐，连驻华美军总司令都在和蒋介石会谈时提及。蒋介石十分光火，勒令限期破案。
绑匪拿到赎款后还演出了一个插曲。吴志刚利欲熏心，将詹荣培送到他手上的50万美元私自扣下10万，然后去跟骆文庆和袁崇杼说荣家没凑齐50万，只有40万。袁崇杼一看就有问题，立即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之事；吴志刚若无其事，说荣家只能凑齐这么多，他也没办法，不信去问詹荣培好了。绑匪个个知道这商谈好了的事，荣家绝不可能临场变卦，立即有人喝骂吴志刚胆敢黑下10万，是不是不想活了？！
眼见事没结束，团伙内却就要火拼，骆文庆就劝住大家，说先了眼前事，后账再算不迟。于是他们先放了荣德生，然后就在关押荣德生的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把40万美元分成18股，按出力多少分配，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各得2股，其他参与的人或得1股或得半股。
分赃完毕，绑匪散伙，他们约定半年内不得动用这笔钱，以免露马脚。
此案的最后被破获就在这项约定有人当成了耳旁风，没有严格执行！
在蒋介石的责令下，宁沪军警当局焦头烂额地寻找得手后逃散的绑匪线索。在南京的军统特务头子、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对此很感兴趣，他看了此案材料，觉得以“逮捕”方式绑票真是别出心裁，即使普通绑匪想得出来，军警方面的枪支、汽车、证件也搞不出来，因此这个案子八成有军警察特务参与。
本来此案与他的职责无甚关系，但偏偏案犯撞到他的眼皮底下来。毛森发现手下的黄锦堂本来没干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事，最近却阔绰得很，新买了美国汽车，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到歌厅酒楼挥霍享受。毛森立即想到黄锦堂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的以嵊县帮最为有名，莫非黄锦堂与之有瓜葛？他又想起，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就消停了；而且，荣案之后，作恶不停的嵊县帮立即销声匿迹……
这么多疑点出现在毛森脑子里，毛森按捺不住兴奋，把黄锦堂找来试探。
黄锦堂进门之后，毛森一言不发，盯着他使劲打量，黄锦堂被盯得忐忑不安；毛森忽然一声：“黄锦堂，你最近尽干些什么好事？！”黄锦堂心里一惊，表面故作惊讶地问处座这话什么意思？毛森哈哈一笑，指着他的西装说：“别装疯卖傻了！看看你这身衣服，听说你最近派头可不小啊！”黄锦堂放松了下来，也笑呵呵地说：“原来处座是说我这身衣服啊。一个朋友来南京，我陪他玩了两天，他就送了我这个，还挺合身。”
毛森说：“你那朋友已经走了，对吧？”
“是，前两天回去了。”
“我这有个事，派你去再好不过了。”
“什么事？”
“就是荣德生被绑票的案子，委员长限令破案，兄弟看你去最合适，对吧？”
黄锦堂心里越来越惊疑不定，呐呐不语。毛森忽然厉声道：“你最近经常在上海和无锡，难道不知是什么人干的吗？！”黄锦堂慌乱表情越来越难掩饰，只支吾着说：“小弟无法预料，依处座的意见……”
毛森逼近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会不知道嵊县帮吧？”黄锦堂顿时神色大变；毛森再进一步，双手按住他的肩膀、直盯着他的眼睛说：“5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你说说这伙人会怎么分？怎么花？”
至此，在毛森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攻势下，黄锦堂已六神无主、浑身颤抖，实际已经泄露了秘密，毛森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黄锦堂被关进禁闭室。他回过神来深悔不该分得几万美金后如此招摇，现在只能百般抵赖、喊冤叫屈，可他无法解释自己最近大笔资金的来源，又讲不清荣案期间自己的行踪。在毛森的进一步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人员。
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横行上海的嵊县帮覆灭，连干8年绑票而从不失手的江洋大盗骆文庆也走到了末日。
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重奖他5万美金；荣德生也亲到毛宅致谢，赠送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案子虽破，荣家却只收回20万美金，其他大多落投入军警方面手中，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截留14万美元，“以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先前被“没收”的25万美金也未如数发还。案破后，相关人等还不断登门索取酬金。荣家为此事前后共耗费60万美元，超过了绑匪勒索的款额。这笔巨款全靠向下属企业摊派，荣氏集团的事业受到沉重打击。
三
荣德生一案中，“肉票”被绑，家人出巨款赎回，然后案破，罪犯受惩，这是绑票案的“正剧”。下面我们来看看绑票的一个“喜剧”，那就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被绑。
对读书人来说，商务印书馆可谓大名鼎鼎。它创办于1897年，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在民国时期，《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都出自这家大型出版机构，他们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学术名著和外国小说名著，影响极为深远。
直到今天，商务印书馆依然是出版界巨头，即便是不读书的人，只要上过小学，就必定接触过商务印书馆的产品——《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过，它虽是出版业的旗舰企业，在文化出版界地位极高，但图书业利润平平，不是财源滚滚的工商、金融公司。在其最盛时，资本为150万元，跟荣氏集团的过亿资本无法比拟。而且荣氏家族控有多数股份，而商务印书馆股东很多，董事会由选举产生，没有谁占大头。
1903年入股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张元济是位文献学家和出版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收入来自薪金和分红，虽然不算低，但离被绑票的“规格”还远得很。
因此，张元济被绑，演出了上海滩层出不穷的绑票案里的一幕喜剧。
1927年10月17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张宅门前停下，车上闪下5条黑影，凶神恶煞般猛砸大门，然后用枪把开门的佣人逼进门房，咚咚咚直闯进张家二楼饭厅。
60岁的张元济正和妻子、儿子和侄儿一起吃饭，忽见几条大汉气势汹汹闯入，站起正要问话，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他叫道：“就是这一个！”于是众大汉一把架起张元济，在张氏家人极端惊恐的注视中连拖带拽劫持下楼，塞进门口汽车里绝尘而去。
张元济被绑票，立即轰动上海，大小报纸、包括日本报纸都登出消息。张家当即到租界巡捕房报案，可就在张元济被绑的同一天，上海租界发生了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倪远甫和宁波巨绅薛顺生被绑两起大案，疲于奔命的租界警方对张案毫无热情和精力。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只能与绑匪联系商谈。
张元济被塞上车后，绑匪将其双眼蒙上黑布，一路七弯八绕开到郊外。等他被架下车，取去蒙眼布，发现自己已在一个严密看守的农家破屋里了。
第二天上午，两名绑匪头目来到张元济面前，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开门见山，说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张元济睁大眼睛：“30万？大老板？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啊！”
“你不是董事长吗？”
“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
绑匪不耐烦了，说：“不管是不是，你这样的大名人不可能没钱，去年你嫁女儿，嫁妆就是30万！”
闻听此言，虽在险恶的被绑处境中，张元济还是禁不住哑然失笑：“女儿我是有一个，可是还没出嫁呢，哪来的30万嫁妆之说！不信你们再复查。”
“什么？”叶、李二匪惊疑地互相看了看，觉得好像的确是走了眼，然后说：“那么，20万，快写信回去，20万，一文不能少！”说完径自走了。
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收到张元济的信后，又接到两次绑匪电话，催问钱备齐没有。张家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就提出谈判。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的谈判地，叶、李二匪似乎知道绑的不是大鱼，就把赎款又降到15万元；这个数字仍然大大超出张家负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