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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多少事-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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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四十四人,收缴珍宝八百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三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五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逃亡中,他把康熙陵中一个鼻烟壶拿到马兰峪集市上卖了两斗玉米,把一件玉如意卖了五斗玉米;另一案犯刘维廉,则把一个精美的金凤冠砸扁后按黄金价卖出……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十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




“远东之都”的魔爪:上海滩绑票掠影



一
欧洲人把欧洲以东的地区称为“东”。离欧洲近的,叫“近东”;不远不近的,叫“中东”;很远的,叫“远东”。东亚、东南亚这一带,就是远东。
在远东,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正好居于东亚大陆东海岸线的正中,它的背后是一条横贯几乎整个中华大地的长江,它的周边是肥沃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依托地是鱼米之乡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上天几乎把最优越的条件集中给了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上海,民国时期发展为“远东之都”的东方巨城。
6000多年前,上海西部已经成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江南置会稽郡,上海属会稽郡的海盐县;隋唐之际,小渔村上海隶属苏州府华亭县;宋绍熙三年(1192年),上海设镇,以今十六铺一带的小河“上海浦”为镇名,“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出现了;再100年后,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置县,上海县隶属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上海逐渐发展着。唐以前,今上海地区不过千把居民;宋设上海镇时,人口达到10万;到元代,上海县境内已有市镇37座,全县72502户,人口30余万;明洪武年间,全县人口52万,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县了。
我们有个印象,就是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上海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时,上海还是个“小渔村”。这个印象并不准确,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23万,已是全国第12大城市。
对于一个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而言,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封建王朝并不对它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垂涎不已,早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毕谷就向英政府建议,要占领上海;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和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商船停泊上海,他们回国后立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这场划时代的战争后,中国由古代进入了近代,上海也被强行纳入了西方强国的殖民体系,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成为中国契入世界经济文化最领先、最充分的地方。
西方人深知这片土地的非凡潜力,给予它以格外的青睐。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美租界开始设立(英美租界189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1849年,法租界开始设立。到1899年,公共租界已扩张到33500亩,基本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占地面积的6倍;1914年,法租界也扩张到15150亩,相当于3个多今天的北京大学。
背靠整个中国,面向浩瀚大洋,沐浴欧风美雨,上海迅速发挥出巨大能量。1880年,上海人口突破百万,不久超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民国四年,即1915年,上海人口突破200万,成为中国第一座人口突破200万的特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上海人口264万;进入20世纪30年代,1930年,上海人口达到314万;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上海人口为540多万,而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才190万人。
这座庞然大城,是帝国主义从经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渗透的桥头堡。在民国时代旧中国普遍闭塞、萧条、落后的背景下,繁华、先进的上海至今还是内地一些地方、甚至包括台湾人神往的神话。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40%,工人数占全国工人数的43%,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0%。1936年,上海贸易总值占全国的75。2%!而且,上海的电影制片、图书出版、报刊发行、游艺娱乐等产业都占中国首位。
上海,是民国时代中国的工商金融中心、文化教育基地、海陆交通枢纽、社交消费聚点,也是远东经济贸易第一城。今天名声赫赫的东京、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那时都远远不能望上海项背。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在40年代和上海比,据说就象拿今天的银川和上海比!
这样一段繁华旧梦,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以致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时,有人建议提一个“重振30年代上海雄风”的口号;这个建议当然被否定,但也足以看出民国时上海称雄远东的显赫。
旧上海经济发达,文化丰繁,洋气十足。除了这些,如果要问相比其他地区,还有什么突出特点,那就是:治安混乱。
清末以来,封建社会衰落,西方列强入侵,传统中国转轨。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和生产率却未相应增加和西方工商业渗入、手工业者大批破产等原因,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奔往大都市上海谋活,中国各地乃至外国经商者也络绎来到上海寻找机会,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起来,无法消化这么多的人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游民阶层”。
所谓“游民阶层”,就是身处城市,却一无资金,二无技能,三无社会关系,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只能漂泊着等待渺茫机遇的人群。这个人民的数量极为庞大,1930年到1936年间,长住上海的失业人口在60万到70万之间。
游民阶层一无长物,在温饱线甚至死亡线上挣扎,又天天受到这繁华之都纸醉金迷生活的强烈诱惑和刺激,十分容易产生仇恨和叛逆心理。不管是经济状况,还是环境和心理因素,都非常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旧上海让人闻之色变的黑社会组织,就是以这个游民阶层为土壤产生壮大的。
旧上海的治安高度混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市政不统一,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管理。
上海被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划分为三部分。这三块区域互不隶属,在60平方公里的市区内,有三个政府、三套立法机构、三种司法和警察队伍!大家都不能过界执法,比如你在华界抢了东西,被警察追得就要抓住,只要这时你跑到了界街,一头扎进租界,哪怕警察跨一步就能抓住你衣服,他也得乖乖束手停步,调头回他的警署,再由警署出面和租界警方联系,商谈合作抓捕。
说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从事商业贸易,这里有的是机遇,只要你能耐够大;二是说从事刑事犯罪活动,这里同样是宽松的天堂。盗匪丛生,又整治不力,于是,在繁华鲜亮的背后,盗窃、抢劫、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一刻不停地在上海滩发生着。
在各种犯罪活动中,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风险较低又危害最剧的,就是曾经风行上海的绑票。
所谓绑票,就是以富裕人士为目标,以暴力或诱骗手段将其绑架囚禁,再以其生命安全为要挟,向其亲属或相关者勒索钱财的犯罪活动。在上海,被绑架的人叫“肉票”,绑架后与其亲属谈赎人条件叫“讲斤头”,谈判不成等情况下杀死被绑架者,就叫“撕票”。
上海到底有多少绑匪从事这项犯罪,当然没有确切数字,有记载的是,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绑匪1598人,这里面还缺了1922、1923和1927三个年份的数据!
绑架必须团伙作案,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些专精此道的团伙。这些团伙又多以同乡地缘为纽带,最著名的有嵊县帮、浦东帮、绍兴帮、苏北帮和湖北帮。
绑票团伙组织严密,实行单线联系;帮众不管有无任务,每月都有工资;内部事务严禁打听,纪律严格;首领有合法甚至体面身份掩护,行踪诡秘。他们的等级一般是:老板、经理、协理、成员,基本组织单位是“小组”。
这些“帮”里都有自己的头目。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嵊县帮头目袁仲杼最为活跃,他到处作案,危害四方,人称“真魔王”;到了40年代日伪占据上海的时候,嵊县帮的骆文庆成为这行的大佬,连干8年而从不失手,他行动严密,心狠手辣,不达目的立即撕票。
仅靠民间犯罪团伙,即使其能量再大,也不能在上海滩翻江倒海。他们的背后,是令人如雷贯耳的青红帮的纵容包庇,同时,这些团伙又和军警及更高层次的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绑票魔爪的背后,是一张繁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
到底有多少人被绑架勒索过,这同样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仅1928年到1930年间,上海被绑票者数以千计,单是《申报》、《大晚报》、《文汇报》等上海滩几大报的报道,就有每月不少于30起,平均每天一起,有时一天几起!
绑票的对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员和隐居的豪门。目前我们知道的被绑架过的有影响的名人,有这样一些: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绸业银行董事长卢允之,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棉铁集团光裕公司总经理严裕棠,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北洋皖系前师长温宗尧,前清苏常太地区钱粮征稽官尹启忱,广东某前省长之8岁幼子……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看荣德生、张元济和方液仙被绑票的经过,这三起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绑票案手段不一,过程各异,结局不同,基本就覆盖了上海滩形形色色的绑票犯罪特点。

二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重回中国怀抱。进入民国后期,国民党已高度腐败,上海被国民党接受以后,社会乱象没有丝毫好转,国民政府、军警、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这四大黑手互相勾结,治安混乱变本加厉,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接连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等一连串绑架大案。在人们的惊恐和诅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闻发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又被绑架!
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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