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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经历”。
卡尔逊面对眼前的一切，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众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
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
卡尔逊的问题太多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渴望聂荣臻能够回答。
在台麓寺的一座偏殿里，聂荣臻和他一直谈了大半夜。聂荣臻用大行山的特产——核桃和红枣，招待了卡尔逊。
卡尔逊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记下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寒夜。一钩新月从东方升起，它的光辉洒向大地，给附近的群山抹上一层淡淡的色泽，使入觉得身处缥缈的世界。头顶上是无比清澈的苍穹，闪烁着亲切的繁星，周围一片寂静。如果不是有这些进入梦乡的人，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在欧洲或者美国的一座山顶上。夜色何其相似。可是他们是中国人，这些身着绿色军服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山下那些穷凶恶极企图强占中国的敌人手里拯救中华。”
1917 年，卡尔逊曾随美军一个野战炮团开赴欧洲战场。他告诉聂荣臻， 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们都象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筋，很枯燥。他说八路军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的艺术，一面打仗，还一面考虑许多问题，分析情况，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他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他摊开纸簿，用纸烟熏得发黄的手指握起铅笔，请聂荣臻回答他的问题：
“将军阁下，这次访问，多次听到你的部下谈起根据地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还不很清楚，你能不能谈得更详尽一些。”
聂荣臻稍稍思索了一下，说：
“上尉先生，你在考察中大概已经了解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地区是比较早的一个。如何进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我是按照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注意了波浪式发展的问题。关于波浪式发展，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左’倾冒险。”
“你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卡尔逊问。
“关键是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聂荣臻回答说，“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不然，划那么一块地方，没有群众的支持，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发挥影响，那块地方就成了空头支票。晋察冀军区4 个军分区的成立，就是以发动群众为坚实基础的，各有各的活动区域，简直可以说，是各据一方，而又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之下，这就把根据地的姿态摆了出来。建立根据地需要开展艰苦的工作，要执行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聂荣臻又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进一步向卡尔逊解释建立根据地的至关重要性。他说，红军在长征的时候，因为没有根据地，那个苦头是吃够了。这里站不住脚，那里也站不住脚，想停留休整一下，都是非常困难的。部队要进行作战，必须要有根据地作为依靠，否则，后方的勤务，伤员的医治，都没办法安排。所以，要依靠根据地。
“这些，就是你在敌后指挥作战的经验？”卡尔逊不时地提问着。
聂荣臻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建设根据地，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和经验。特别是波浪式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作过深入研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聂荣臻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在1931 年他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曾接到过毛泽东就根据地建设问题所写的报告，中央军委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来，聂荣臻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体会就更深了。他说，尽管目前面临着重重困难，但是，有毛泽东的理论和经验作指导，他对创建敌后根据地是充满信心的。
在卡尔逊的军人涯中，从未听说过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问题，感到非常新奇。在这次考察中，他曾有过不少疑惑：日本人占领着周围的大城市，控制着四周的铁路线，而且经常调集重兵来这里“扫荡”，根据地的枪支、弹药和物资得不到及时接济。八路军究竟靠着什么力量，能在日军背后建立起一个面积辽阔的战斗区域？现在，他好象是有些懂了“发动群众”，把那些贫穷并且在他看来甚至有些愚昧落后的农民组织起来，这正是八路军的神奇特异之处。
“农民，就是你说的群众，怎么会一下子就组织在一起了？据我所知，农民是缺乏纪律性的，一盘散沙，能够把他们结成一个拳头吗？”卡尔逊说着，伸开五指，然后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的看法与你有所不同。”聂荣臻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发动群众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问题，既要有客观上的条件，更得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的条件，就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谁也不愿做亡国奴；主观上的因素，就是我们的党在抗战中间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上尉先生，你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任何一个侵略者，要想吞并、奴役甚至灭亡另一个民族，那是极其困难的，也可以说，最终是办不到的。”
卡尔逊一边用铅笔在纸簿上记着，一边点了点头。
“日本侵略集团就是错误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决心和力量。”聂荣臻继续说，“它们以为，只要它一进来，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再把伪军和维持会建立起来，中国人民会规规矩矩听它的奴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日寇在华北搞了一个王揖堂的汉奸政府，一个德王的蒙疆政府，想利用汉奸来维持它的统治，结果怎么样？只是一个空架子，谁听它的！再说，中国是这样大一个国家，中华民族是这样大一个民族，要想征服它，更是不可能的。除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好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觉悟，就是不当亡国奴。你要老百姓投降你，俯首贴耳地听异国侵略者的奴役，老百姓是死也不肯答应的。有了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我们就不愁在敌后呆不住。因为八路军是积极抗战的，自然也就会得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的拥护和爱戴。上尉先生，你亲眼看到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把我们看成是自己人，把我们当成主心骨。日本侵略军打到自己的家门来了，老百姓在家里睡觉都睡不安宁。有抗日的八路军在，他们就感到有了依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八路军来了，俺们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卡尔逊听着，记着，思索着。他很想把这套新奇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军队中，他问得很仔细：
“发动群众，主要靠什么形式？”
“我们最初采取的是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的办法。”聂荣臻说，“各地成立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及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就是这种组织形式。当然，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反复艰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卡尔逊急切地期望着聂荣臻能告诉他更多的东西。他一个又一个地向聂荣臻提着问题：
“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聂荣臻说，“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听得十分认真，一双蓝眼睛一眨不眨。
“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聂荣臻继续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一大批公粮，要有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
部队每到一个村庄，就可以立刻得到所要的粮食。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武器弹药的补充呢？”
“这是我们的最大难题。新成立的武装队伍，普遍缺乏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的敌人的枪炮和退军所遗弃的武器，多是残缺不全的，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只好设法修理，勉强使用。我们正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武器和弹药，只能靠从日军手里夺取，让敌人当我们的运输队长。”
“运输队长。”卡尔逊觉得实在有趣，“经常作战，部队的伤亡最大，你们兵源的补充又主要靠什么？”
“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
聂荣臻告诉卡尔逊，他给边区部队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
从边区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来讲，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首先是保卫家乡的任务。子弟兵这个称谓，使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从部队的成份来讲，绝大多数都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的关系。从抗日统一战线出发，既然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它就不单纯是吸收某个阶层的子弟，所有愿意抗日的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可以参加。因此可以说，子弟兵这也是一个团结抗日的称谓。
卡尔逊回忆着他一路的考察，所见所闻，对聂荣臻的谈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在2500 里的行程中，多次看到晋察冀各地农民踊跃参军的情形。农民把参加八路军，看成是极其光荣的事情。他亲眼见过，在那荒僻的山沟里，每逢参军动员的时候，农民们都带着自己的子弟，成群结队来报名，被批准的青年人，还要戴上大红花，骑上高头大马，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为之送行。那个场面，就象他的国家人们过圣诞节一样欢乐热闹。
卡尔逊以往的军事活动，都是照着书本行事的，而聂荣臻现在所谈的，却是书本上见不到的。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是他在书本上不可能得到的学问。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