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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司令员的话，对冀中区日后的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北岳区和冀中区开辟的同时，晋察冀军区五支队打开了平西地区的局面，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建立了游击区，平北军分区也随后成立。这样，北岳、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地区的相继开辟，使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大体具备了规模，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1 月10 日，是太行山少有的一个温暖宜人的冬日。穿着翻毛皮袄的人们，今天也解开了搭包，把皮袄披在肩上。男女老幼，一齐涌到街上，惊奇而欣喜地看着并不宽阔的山城街道两侧贴出来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庆祝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抗日第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阜平建城几百年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盛大庄重的会议。与会的149 位代表，服装各异，有灰色的八路军服，绿色的国民革命军服，也有身着学生装、肩背武装带的年轻人，还有一身农民打扮、腰扎皮带的民兵，更有留着短发的女兵，披着袈裟的和尚喇嘛尤其引起人们的注目。
会场设在阜平旧日衙门的公堂里。
宋劭文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据他回忆，大会连续开了6 天，各位代表都积极热情地发言，在军事、政治、金融、贸易、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生产建设、民众运动及人民武装备方面都进行了热烈讨论，并有了初步的明确的决议。
这次大会，最重大的贡献，是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大会明确要求这一委员会“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彻底抗日与真正民主”。
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推选出9 位委员：宋劭文、聂荣臻、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宋助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近半个世纪后，宋劭文回忆起边区临时政府成立的经过。那年他28 岁， 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他说，聂荣臻留在五台之后，就一直考虑成立抗日政府的问题。在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往阜平的头天夜晚，聂荣臻曾找到他，为成立政府的事宜，两个人谈了整整一个夜晚。
聂荣臻说，要想在敌后站稳脚跟，只搞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结束敌后广大地区的无政府状态。
聂荣臻特别谈到中国老百姓的正统观念：“中国的老百姓很信奉自己的政府，国民党的旧政权剥削人民，残害人民，人民对它失去了信任。日本鬼子侵占了华北，国民党的旧政权彻底垮了，新的抗日政权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在老百姓看来，不仅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这个作用与影响是很大的。”
宋劭文极其赞成聂荣臻的意见：“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
聂荣臻连连点头说：“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
聂荣臻和宋劭文还就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内容和政权建立之后推行的政策法令作了详细的议论和计议。
宋劭文说，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国共两党，各抗日部队、各抗日团体，在边区政府中进行了密切真诚的合作，成为敌后战场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临时政府的9 名委员，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员，更有无党派抗日人士； 有抗日部队的指挥员，有善做群众工作的组织者，更有热心教育的“教书匠”。
刘奠基原是国民党改组派搞的山西人民监政会的秘书长，他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一直受到边区政府各委员的信任，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尊重他。
近50 年后，刘奠基讲起他任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的事儿，还激动不已：“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国共两党合作得最好时期之一，也是我交朋友最多的时期。说实在的，我已是80 多岁快90 岁的人了，至今的许多朋友，都是那时结下的。”
聂荣臻虽然身兼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但他始终注意不去包办代替。有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派联络员到边区来，要同他商量关于边区政权方面的事情。他虽然是边区政府的委员，但政权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宋劭文主任负责。他要联络员到边区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谈。政府的工作由宋助文、胡仁奎主持，都由他们出面来做。重大的问题，大家一起开会商定。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这一政权，与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是不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基础不同了，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晋察冀敌后地区全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产物。
如何建设这一政权，是摆在晋察冀党政军各方面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聂荣臻的想法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诸领域的内容，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有8000 个乡村根据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村选命令，第一次进行了选举。
村选的场面热烈而激动。村选时，各村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选举真正的代表”，“选举认真办事，不怕困难的先进分子作村长”，“选举代表群众利益的村长”，“选举坚决抗日的村长”，等等。有的村庄还搭起高高的五彩牌坊，无论男女老少都换上新的衣裳，每一个选民都戴着红花。那红火热闹的场面，就象是赶集上庙一样。
由于边区政府和各级抗日政权的工作人员，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他们没有旧政府官吏那种鱼肉百姓的作风，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边区政府的委员们，和八路军的抗日将士一样，没有薪俸，过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吃的是“救国公粮”。在边区政府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送给边区政府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廉洁政府。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何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抗日，同时又要使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边区政府采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剥削势力的政策，这是兼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稳妥措施。为了便于各级工作人员理解，聂司令员做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假如我们把封建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究竟是经常地“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干脆“吃牛肉”好？聂荣臻说，“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统统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你还吃什么呢？不光群众吃饭困难，我们部队也会没饭吃。“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一点，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对封建剥削势力也没有根本消灭它，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吃牛肉”，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我们的一切负担就要全部摊派在农民身上，要收税，要征收公粮，要伸手向农民要钱。农民还没喘过气来，猛然增加这么沉重的负担，农民反而对我们不满了。我们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气，一方面又使他们对将来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务还没完成，抗日的热情会长久不衰。边区政府和各界群众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
晋察冀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对“减租减息”有过消极的抵抗，但经过宣传教育后，最终还是接受了。边区政府执行的政策比较稳妥，不搞“打土豪”。不管地主也好，富农也好，只要愿意抗日，就真诚团结，不把他们推到侵略者一边去。
不久，边区政府的政策就更趋向完善了，普遍地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这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和消费计算的，消除了过去贫苦农民既出钱又出力的现象。因为公平合理，所以在抗战期间，得以长期持久的坚持，成为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措施。
依照“新中国雏型”或“新中国的模型”来进行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符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晋察冀边区政权的建设，也为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夜漫漫话抗战
长城岭位于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古长城沿着山脊的外坡筑起，在群山突凡的脊骨之上，把晋东北和冀西明显地划分开来。晋东北的群山，在渐渐凸起的高原之上；冀西的峰峦，则排列在凹地之中，云雾迷蒙，就象滚滚翻动的大海。抗日战士行经这里，总愿在关口停下，攀过布满青苔的巨石，拂着身边的流云，站在经过无数争战的墩台上眺望，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就在血液里鼓荡起来。
1938 年2 月1 日晨，聂司令员陪同埃文斯·卡尔逊从长城岭下的龙泉关招提寺动身，午后到了台麓寺。
聂荣臻穿一身草绿色的军服，马裤，脚上穿着一双草绿色的布底圆口鞋，扣着风纪扣，左胸袋的上端挂着第十八集团军的圆徽章，显得英姿勃勃，格外整洁朴素。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军情报观察员，身穿美军便装，蓝眼睛，长鼻子，满面皱纹，因为人高马大，特别引人注目。他比聂荣臻略大些，40 刚刚出头。
聂荣臻陪卡尔逊到台麓寺来，一方面是想满足卡尔逊瞻仰佛教圣地的愿望，一方面，这也是主要的，是想在这个僻静的处所，回答卡尔逊提出的有关八路军抗战的问题。
卡尔逊到晋察冀边区来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 年12 月底到1938 年2月，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 天，步行骑马走了2500 里，两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卡尔逊说“这是一次艰险的长途旅行”，也是“一种十分有趣十分宝贵的经历”。
卡尔逊面对眼前的一切，既感到震惊，又觉得疑惑。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