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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红四军面对一个严重问题:给养困难。中共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敌人“过年后,即开始分道向赤色区域进攻,红军已定了计划,于最近分别来破敌人,但有一当前人问题,即是全军给养,业己告罄,当此敌情吃紧之际,若不能等数日内筹得一笔款子,??则在闽西久顿,将生困难。”(36)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由古田北进连城,准备在这里筹款。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他附近诱敌,掩护主力北进。
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到距古田五十里的庙前时,获悉国民党军队已步步进逼:在长汀和上杭的赣军金汉鼎部准备进攻庙前、新泉;在龙岩的闽军刘和鼎部已向西进至小池和大池附近,准备进攻古田;粤军陈维远部已北进至永定、武平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朱德从容不迫地仍按原定计划率部在一月六日赶到连城,立即着手筹款。两天后,赣军从新泉跟踪追到连城县境,切断了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同暂留古田的毛泽东部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和红四军其他领导干部对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如果红四军在这时离开闽西转入江西,可以迫使这次“会剿”主力的赣军金汉鼎部回援江西。这样,闽西受到的敌军压力便会大大减轻,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可以得到巩固和扩大,对闽西的工作是有利的。而红四军进入江西后,又可以打通闽西、粤北、赣南三角地区的联系,扩大革命根据地。
根据这个分析,朱德在同毛泽东联系后,果断地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移师江西,威胁金汉鼎部后方,调动赣军回援赣南。一月九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宁化向江西急进。次日到达宁化。从缴获的金汉鼎命令中得知,国民党军队这次“三省会剿”计划原来准备分七路围攻新泉,并约定在一月四日同时出动。由于红四军已离开新泉,结果扑了个空。
由于军情紧迫,红四军主力在宁化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向西翻越武夷山,冒着严寒,日夜兼程,进入江西石城县境。在石城,朱德宣传红四军在闽西开辟的大好革命局面,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一月十六日,朱德率部攻占石城以北的广昌县城。攻占广昌后,已有可能继续向北推进,再克南丰、南城、临川(抚州),逼近南昌。但由于红四军的目标是尽快打通闽、赣、粤三省的联系,并同中共赣西特委、江西红军第二和第四团会合,朱德决定不北上进攻南丰、南城、抚州,而是向西开赴宁都的东韶地区,准备在这里小憩两日后,再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这时,毛泽东也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北进,经连城、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县境,西越武夷山到达广昌,在一月二十四日来到东韶地区,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会合。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入江西后,参加“三省会剿”的国民党军队顿时失去了目标。闽军发生内江,纷纷撤离闽西;赣军因后方受到威胁,把主力撤回赣南;粤军见闽军和赣军都已撤走,也随着撤离闽西。闽西的地方红军乘机反攻,收复龙岩、永定等县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就一无所获地被粉碎了。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在东韶地区会合后,立刻决定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预定分兵十五天。这是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的第一次分兵,各纵队都按照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开展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绩。第一和第三纵队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先后攻克乐安、永丰。第四纵队发起宁都战役,歼敌三百多人,占领宁都县城,并帮助中共宁都县委分配土地,组织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发展苏区。
这时,蒋介石同控制着晋、察、冀、绥和平、津六省市的阎锡山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原大战已一触即发,因而将第七师由江西调往皖北,在江西境内只留下第十二师、第八师两个旅和第五十师一个旅,兵力大大减弱。而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却发展壮大了。一九三0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等地方武装,在东固地区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同年七月改称第三军),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不久改为陈毅)为政治委员,在吉安到泰和一线的赣江两岸活动。红五军主力也由湘鄂赣地区开到赣西南的吉安、泰和一带活动。
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促进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至九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和红六军军委,在吉安的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朱德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三项任务:“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37)为了加强党的集中领导,联席会议决定扩大原由中央任命的指导红四军及它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的任务,统一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湘鄂赣、闽西、东江地区的工作。同时,调整了前委的组织,由十六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星源五人为常委。红四军成立军委。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由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全面展开分田运动。
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次联席会议时说:“一九三0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38)根据“二七会议”的精神,在军事行动方面,前委计划集中兵力夺取吉安。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二七会议”刚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红四军由藤田地区向吉安推进,同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会合,准备先占吉水,后取吉安。
蒋介石得知朱毛红军逼近吉安,急忙命令成光耀旅死守吉安,金汉鼎部伺机占领宁都,湘军朱耀华旅开至乐安,戴岳旅在南丰、乐安之间集结。同时,急调湖北的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匆匆赶到江西,在二月二十日到达吉水县城至乌江镇一线。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形成包围圈,形势骤见严重。
朱德、毛泽东分析了这一态势后,认为红军不宜继续向北推进。吉水地处乌江北岸,不易涉渡。这一带又是当地地主掌握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活跃的地区,红军不便在此作战。于是决定放弃原来攻占吉水的计划,改为诱敌深入、相机歼敌,将全军撤至富田休养待机。唐云山部发现红军向富田撤退,不知是诱兵之计,当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还在原地未动时,便孤军深入,分三路向富田冒进。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开始投入战斗。他们以一部兵力从侧后迂回,牵制右路和中路敌军,集中兵力向进至水南的左路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役歼灭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大部,旅长唐云山被击伤,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武器很多。
这是古田会议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后来,朱德在谈到这次战役时说,“蒋介石派唐云山一个旅二十四个连,还附有炮兵来攻我们这样多的人,我们先诱他到了吉安的富田,然后拿一部分兵力;由左面绕包直夏,正面一打就缴了枪了。正在需要枪的时候,又阔起来了,人也得到了补充,迫击炮什么都有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会合,一方面又有人送来这么多财富。”(39)这一胜利,有力地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打垮唐云山部以后,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水南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联席会议决定,红军经广昌入福建建宁,取得给养补充后,再看事态变化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根据这一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三月十日到达东固,准备向广昌开进。这时,获悉兴国和雩都(今于都)一带没有敌军。雩都北乡群众正准备攻打上围子里的靖卫团。朱德、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去广昌,而乘兴国、雩都一带空虚之机移师兴国。
到兴国后,又得悉原驻赣州的金汉鼎部已全部调往福建去打地方军阀卢兴邦,赣州空虚。朱德、毛泽东于是决定留红六军第二纵队在兴国发动群众,红四军准备“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乘虚攻打赣州。但进攻赣州的战斗开始后,才发现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本来,“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40)守军数千人,凭险闭门拒守。
三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从东门、南门、西门三面发起攻击。
由于守军顽强抵御,加上城周围有二十余里大河环绕,无法靠近城墙,红军又缺乏攻城的重武器,久攻不克,只得撤围。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发布第三号《前委通告》。《通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指出:“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又指出:“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卢兴邦部——作者注)进占福州。
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41)鉴于蒋介石正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一时无力顾及南方,金汉鼎部主力又已入闽。《前委通告》在分析形势后,提出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以三个月力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赣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赣、粤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中指出在此时实行分兵的意义:“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犯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42)朱德、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三月十九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经验教训的训令,从这次没有能攻下赣州城的原因中,总结出六条经验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