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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唐江镇以后，立即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并发布《关于整顿军风纪律的训令》，要求“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并强调：“凡违犯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44）这时，赣军金汉鼎部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来进攻红四军。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经过激战后，在三月二十三日攻克南康，二十五日攻克大庾。
在大庾，朱德、毛泽东先后召开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和大庾、信丰、南康、崇义、上犹、南雄六县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发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问题。朱德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二十六纵队，并建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四月一日，红四军在赣粤边境的梅岭关同粤军一个团遭遇，歼敌两个营，俘虏数百人。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乘胜追击，于当天攻克粤北重镇南雄。
朱德、毛泽东在南雄得知赣军金汉鼎部发生兵变，认为这是打击敌人、扩大赤色区域的有利时机，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在十日和十六日先后进驻信丰和会昌。
到会昌后，朱德除指挥部队作战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四月二十日，他参加在会昌县城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会见雩都盘古山矿工和靖石的农民三百余人，指示他们组织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军第二十二纵队。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会昌县的筠门岭召开手工业座谈会，调查了解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为了打通赣南苏区和闽西苏区的联系，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一纵队和寻乌县的红十团，攻克寻乌的澄江，俘敌一千余人。接着又攻克寻乌县城，扫清了通往闽西的道路。以后，以寻乌为中心，在江西安远和广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的问题提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45）从此，朱德除指挥红四军外，还指挥红五军和红六军作战。
到五月间，古田会议召开已近半年。为了总结近半年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朱德、毛泽东在寻乌县的马蹄岗，召开红四军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出红军管理教育的六条原则：第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二，干部要深入群众；第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六条原则，是朱德，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经验。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和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过分田运动，赣西南的农村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都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没有这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农村社会大变动，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这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也有了很大变化。闽西的分田运动早已开始，当红四军回师赣南、迫使国民党军队结束对闽西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于恢担任主席；组建了红十二军，由伍中豪（后改罗炳辉）任军长，邓子恢（后改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普遍地分配土地，深入土地革命，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三0年五月，鉴于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无力顾及南方各省，福建的地方军阀张贞、卢兴邦、刘和鼎之间又正在自相火并，红四军主力决定按原定部署第三次入闽，打通闽赣之间的联系，并取得经济给养的补充。
六月的赣南，骄阳似火。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闽西开进。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妇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46）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历时半年的转战，扩大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两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同时，在转战中，发展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为以后实现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十五、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
中共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来说，一九三○年上半年，不仅赣南、闽西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有了迅速发展，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共十三个军，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这年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持续时间上说，都是空前的。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上，相互厮杀达半年之久，直到这年十月间才以阎、冯的失败而告终。这次中原大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派军阀之间的大混战，一方面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不少原来用以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队抽调到北方前线作战，拿江西来说，只留下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然而，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六次会议在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时，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并强调：“我们现在应集中红军攻坚。”
①在三月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九次会议上，李立三又明确提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夺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中心城市。有人在会上提出：“朱毛红军要向江西的南昌发展。”并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②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经中共粤赣闽省委转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了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目前的全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要求红军“猛烈的扩大”，“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强调说，这“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哪些地区和中心城市有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前途呢？信中肯定地说：“目前首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指出红四军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朱德、毛泽东这一行动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指示红四军，“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中央对朱德、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也很不满意。信中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
其主要原因是“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提出要朱德、毛泽东“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③。
四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目前我们对红军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的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其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④。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转变路线”，就是要红四军由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环境下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把各地主力红军分别编成军团，开始实行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转变，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等问题。朱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李立三主持这次会议，在会上致开幕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