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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虽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但还是遵照执行了。
十月十三日，福建省委派来巡视的谢汉秋抵达上杭。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蕉岭，占领蕉岭后，仍用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进，与闽西确取联络，留一个纵队（第四纵队）红军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前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央。并提出由于陈毅去中央未返回四军，而毛泽东又久病未愈，“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红四军领导力量单薄，希望中央派“粤省委、东委重要同志来指示我们的工作。”（27）从十月十五日开始，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分别向闽粤边境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
国民党在广东的军事力量，比闽西和赣南要强大得多。红四军刚进入粤东，有着较强战斗力的粤军第七旅陈维远部就从潮汕开往韩江上游堵截。红军在广东的第一仗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十月二十日，前委由上杭抵武平象洞后，获悉刘安恭指挥的第二纵队在进攻广东大埔的虎市时“过于轻敌（前委没有指示他们去做，这一行动并且影响到整个工作计划）”，“是役牺牲了司令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官长二三人、士兵二十余人，伤数十人，为四军人闽以来未有之损失。”（28）在失利的情况下，红四军改变原有计划，转攻梅县松口。这时，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军不得不取道蕉岭，转平顺、五华，以便引诱粤军到赤色区域内加以消灭。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
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周恩来对红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间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地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在中央“九月来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
二十二日晚，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从松源出发，在次日抵达蕉岭，经侦察得知梅县城内没有重兵把守，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卫队。
二十五日，红四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红军人城后，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前委与县委召开会议，准备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但第二天粤军三个团突然句梅县猛烈反扑，红军碎不及防，被迫撤至丰顺边界。这时，前委才得知两广战争已经结束，粤军已有可能腾出更多力量来对付入粤的红军。东江地区原来留有蒋光鼐部两旅，陈济棠又将蔡廷锴部从梧州调回东江，力量对比红四军日渐不利。
但前委那时又接到一个错误的情报说，粤军占领梅县后，只留一个教导团驻守县城，于是又决定在三十一日第二次攻打梅县。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事实上粤军的守城兵力大大超过一个团。红军“本想一鼓而下，卒因包围大紧，敌遂凭城死守”，（29）加上第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任务，使第三纵队陷入孤军作战。战斗持续了七个小时，仍不能攻破梅县县城。
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给红四军造成重大损失。在回师闽西的途中，原来在上杭收编的俘虏兵大部分逃走了。红四军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减员约一千多人，第一、二、三纵队只好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失败，首先是由于对广东局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以为两广战争一起，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可趁机进入东江。没想到两广战争那样快结束，粤军能以重兵对付红军。朱德后来说：“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
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
（30）他还说：“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31）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孤军深入，缺乏群众配合，并没有弄清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匆匆攻人，匆匆退出，又匆匆反攻，结果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红四军大队撤离东江地区，经赣南的寻乌回师闽西。十八日，到达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再占长汀后，前委写信给毛泽东并告诉他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口头指示的精神，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的健康虽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立刻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32）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写信向中央报告他已回前委工作。
当天，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和东江特委代表也赶来参加。这次扩大会议除同意官庄会议的决议外，更深一层地检查了红军的一般情况，决定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认为如不加紧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会议认为：“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定能“打破会剿局面”，求得“出路”。（33）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召开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长汀会议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还在长汀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在新泉的望云草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毛泽东、陈毅为了解部队真实情况，冒着严寒深入到连队座谈，同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内情况的调查，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各级党代表的会议。
他还带领一些干部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力起草红四军“九大”的决议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朱德负责军事整训，他克服各种困难，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在新泉整训期间，前委得知国民党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十二月中旬，金汉鼎部再占长汀，向连城新泉一带逼近。前委为了集中力量开好“九大”，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新泉一带警戒从江西来犯的敌军，其余部队向苏区中心后退一步，以便安全地举行“九大”。
红四军的领导机关这时移驻上杭的古田镇。古田是上杭县北部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三条大道与外界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比较好，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矗前委选择在这里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比较理想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召开。会议地点在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为廖氏宗祠）。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大会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还作了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个报告，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最后，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决议案等。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34）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有毛泽东对红四军建军经验作出的深刻总结和红四军“七大”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会前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人们常说的“古田会议决议”，作为一个纲领性文件，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35）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导下，红四军内部消除了意见分歧，统一了思想。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刻率领这支军队，踏上新的征途。
当古田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已步步进逼。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十四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形势非常严峻。朱德、毛泽东决定利用三省军队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