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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⑧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这正是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县城里，尤其是这样。县里原有的金粟书院历来是一班秀才、举人们把持的，对这种新学堂千方百计要进行破坏。
一九○八年，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来到县立高等小学堂，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但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经过努力，才招来十二个学生。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有刘寿川、田玉如、朱德、张四维、李绍沆五人。守旧分子写了首打油诗讥讽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⑨他们还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有损国粹。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狠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县里就去查封学堂。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社会上一部分进步人士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
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从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能忍受，就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
朱德是农民的儿子，本来属于很下层的人，现在居然做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自然更引起那些守旧分子的忌恨，受到他们的排挤。当时，地方官家、士绅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朱德往往接不到请帖，即使偶尔被请去，入座时也不能在上席⑩。那年孔子诞辰，学堂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按惯例要给教师每人分一两斤祭祀用的猪肉、牛肉，叫做“胙肉”。可是朱德却连一两也没有分到。这在当时，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朱德对这些却毫不在意，认为“不吃那点肉，我倒觉畅快些”。（11）几十年后，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12）“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13）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对朱德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他一直在学校里求学。这是他头一回投身到实际社会中独立谋生。一年来亲历的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冲突，备尝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使朱德懂得许多世事，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加上小学堂的同事里也有人排挤他，（14）使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15）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
三、奋身军界
朱德为什么要到云南去？他的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朱德后来回答道：“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在外国列强正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危急局势下，一般人“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①东三省离四川那么远，朱德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
云南同四川接壤，在那里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原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又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些学生。这也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原因。
就在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有一天，一封从成都发出的书信寄到他的家里，这是他原来一个同学写来的，约朱德一同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候，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立刻同意那个同学的要求，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在经济上给了他一些帮助，作为路上用的旅费。
一九○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朱德告别了家里的亲人，沿南充步行到成都。
这是他第二次到成都。
到成都后，朱德找到他的同学敬镕，一起徒步从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滇境，再经昭通、东川，在四月间到达云南省会昆明，长途跋涉共七十余天。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在法、英侵略势力的争夺中。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朝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滇越铁路的兴筑，更使云南的局势显得发发可危。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一九○九年中秋，在云南“设立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防营现任军官研究武学之所”，“堂内附设丙班学生一百名，考选十六至二十二岁之学生，以品行端方、文理清顺、身体强健者为合格，三年毕业，备充下级军官之用。”②同年，还在云南编成新军一镇（师），称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云南陆军讲武堂分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调选；乙班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入学；“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③朱德、敬镕到达昆明时，正是云南讲武堂开始招生的时候。他们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④但事情在开始时对朱德并不顺利。投考的结果，敬镕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的籍贯（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被录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不容易被录取；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就落榜了。这时，朱德身上带的盘缠钱，已几乎花完。为了渡过难关，只得先投入川军步兵标当兵，改名朱德，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干了一两个月，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适值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⑥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到达昆明后几经周折，终于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堂生活，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⑦至于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⑧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
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纯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⑨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那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⑩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11）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12）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钩、唐继尧等大部分都是从日本上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第二年二月就找了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五人谈话，嘱咐他们筹办《云南》杂志，说：“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13）同年十月，《云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发刊词》中沉痛地描述了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写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
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并且号召云南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14）这本杂志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名义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云南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云南面对的民族危机也正在日趋激化。特别是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更被人们看作云南行将沦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忆说：“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根深刻的印在脑子里。
同时，这个学校她还没有带着一种官僚腐化的气习，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15）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就建立起同盟会的秘密组织。
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16）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秦、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