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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16）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秦、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7）在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8）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9）一九一○年七月，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杨如轩便是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学习的。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学习成绩较优者一百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原来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
第二年六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愕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做裁缝的，但他聪颖异常，沉静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称，是日本土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同盟会领袖黄兴在这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20）第三十六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的办公室内四周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求知欲强烈的朱德有时到蔡锷办公室请教和借阅一些书刊。长时间的接触，使比蔡锷只小四岁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锐，办事稳重，工作能力强，充满智慧，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狠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这个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
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冷静持重，对事深思熟虑，不轻易露声色。
他虽然允许朱德到他那里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
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后，“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21）可是，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22）这个时机果然来到了。——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九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23）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进行秘密会议。献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虽有两协，但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十八协正分别驻在滇甫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六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没有其他足以同他们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驻在城北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门、东门进攻；驻在城南巫家坝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门、东门进攻；陆军讲武堂师生为开城作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八月已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这十八人中的一个，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当副目没过几天，“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
（24）
十月三十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但临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天晚上九时左右，昆明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为准备起义而抬运子弹时，遇到北洋派值日队官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这几个军官，起义就提前发动了。这部分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布置起义的蔡锷，听到北较场已经发动，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
这时，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晚上十二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他们同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事前已有秘密联系，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作过士兵工作，因此，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第七十三标将五华山和军械局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化装逃走。据杨如轩等回忆，云贵总督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25）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各地的巡防营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十一月十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在这次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还浅，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担任巡逻任务。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朱德曾在《辛亥革命杂咏》这首诗中写道：“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常”（26）云南起义是武昌起义后第五个起来响应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中第一个独立的省份。这个伟大壮举，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朝政府计划向革命力量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已进入四川。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由韩国饶率领入川。
十一月十五日，援川部队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李鸿祥率领第一梯团取道贵州毕节向沪州前进；谢汝翼率第二梯团经东川、昭通入川，向叙府（今宜宾）前进。朱德仍任排长，随第二梯团出征。
援川的滇军，纪律很严格。十二月中旬、下旬，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和自流井，这时，朱德晋升为连长。不久，四川宣布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援川军返回云南。后来，朱德对这次援川战斗，曾有诗一首：“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27）那时，蔡锷领导下的云南军政府在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28）这些初步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朱德对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对国家的未来燃烧起一股新的希望。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起义后，曾一度停办。民国成立后，蔡锷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下令恢复讲武堂，称为讲武学校，任命谢汝翼为校长。朱德随援川军回到云南，因功被晋升为少校，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有两个多月时间。
讲武堂一恢复，他又被调任学生队区队长（学生分五个区队，每个区队约一百人）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朱德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29）但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已开始逆转，坏消息不断传来。在担任教官期间，朱德听到袁世凯在代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大批逮捕和虐杀共和派人士，整个社会状况依然那样黑暗，使他原来抱有的期望逐渐幻灭。
他又从留学法国的几个教官那里了解到一些法国革命的情况，渴望弄清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却搞成那样。这个使他疑惑不解的问题，朱德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的思想开始从辛亥革命时的兴奋和喜悦中渐渐地产生出新的忧虑和不安！这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肖菊芳结婚。
一九一三年夏天，朱德奉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云峰）步兵第二团（团长董鸿勋），升任第一营营长。一九一四年初，因为临安府发生兵变，陆军第一师调到临安（今建水）、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朱德也随部队来到了滇南边疆。他的注意力暂时被完全转移到如何巩固祖国南疆边防这个问题上。
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朱德所部负责驻守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属于亚热带地带，气候炎热多雨，万山重叠，环境艰苦，斗争复杂。又同法属印度支那相邻，需要时刻提防外国势力的侵袭和他们豢养的土匪的骚扰。部队一面要说服本地土著，一面不得不使用武力对付土匪的袭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在山间、河谷、密林、村舍，到处都会响起枪声。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使朱德用心地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地打击土匪。
蒙自有个著名的惯匪叫方位。他纠集匪徒，打家劫舍，祸害人民，无恶不作，但屡缉未获。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朱德侦得方位等土匪十余人正躲在冷水沟的黄喜店子里，便突然率部围击。方位负隅拒捕，开枪打死军士三人。双方激战达三小时。方位从屋后逃出，避匿在沟边，被击毙。店中的其余上匪仍负隅顽抗。朱德命令士兵购来煤油，将油泼在店子的前后门上，然后放火延烧。土匪见势不妙，纷纷跳窗奔逃。这股土匪被击溃，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朱德报告旅长刘云峰，请求政府对遭受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于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拒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在给蒙自道道尹王广龄的批文中也说到：“查该匪首方位，系著名惯匪，屡缉未获。兹复纠党盘踞冷水沟黄喜店中，经营长朱德督兵围击，反敢负隅拒捕。该营长用火将该匪烧毙，极恶穷凶，一旦殄除，实为地方庆幸。”（30）一九一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