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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聘三历经沧桑，饱尝过人世间的种种辛酸，对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开朗，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义愤，常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13）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十岁到十八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14）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聘三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15），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时时夸奖。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情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16）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使本来缺粮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殍殣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溺女，有的找有粮的人家要一点粮食，这叫做“吃大户”。一天，正在席聘三家里读书的朱德等，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非常槛楼。男女老少，带着小孩。小孩子张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这凄惨的场面，把学生们都吓得跑了。可是，当地的士绅却从保宁府请来一百多官兵，把饥民打散，还杀了不少。朱德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17）他从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读书，直到一九○四年。最后一年，还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里，只交一百斤米作为伙食。在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下，不但为朱德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使朱德的幼小心灵开始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了。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一九○五年，朱德年满十九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科举考试，在当时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去应试。按照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得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三十六公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去了。
这一年，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聘三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他十九个年头的家乡。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
尽管大湾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鳞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面对严重危局的清朝政府正在标榜推行“新政”。他们在一九○五年九月宣布：科举考试从丙午（一九○六年）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伤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蒙小学堂。
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九○六年也兴办起新式小学堂、中学堂。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池、广安八个县的学生都到这里求学。由于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朱德还没有经过院试，也就失去考取秀才的机会。他决定到顺庆府去上新学堂。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家里老人的同意。原因是他们不相信这种新式学堂能维持多久，说不定哪天就会关门。而且家里已按照封建习俗，在一九○五年九月安排朱德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怎么办？朱德只得求救于席聘三老师。席聘三素来重视“新学”，他的话对学生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在席聘三的帮助下，终于使老人改变态度，同意朱德到顺庆府上新学堂，并且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
一九○六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也就是府治所在地）官立两等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一学期后，在这年秋季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其中，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既没有课本，又没有实验室，只是凭老师口讲，学生们记点笔记。但朱德对学习新学的兴趣很高。
这两所新学堂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进步。南充县两等小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张澜。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
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是当时的新人物，除担任监督外，还给学生讲课。张澜曾经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
刘寿川和朱德有一点比较远的亲戚关系。朱德在课余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事情，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理化仪器和幻灯片。这些对朱德有很大的吸引力。①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了。从他们当中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包括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是他很感兴趣的，出路也比较有保障。他决意到成都去上学。一九○七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
成都不仅是四川的省会，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德还没有到过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成都的社会状况正处在异常剧烈的变动中：设立了机器局、银元局、铜元局、兵工厂，商业很繁荣，开始有了新军和警察，出版了铅印的《四川日报》，街上还出现胶皮轮的人力车。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那样新鲜，使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同这种畸形繁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破产，城里到处都是衣衫褴楼的穷困的苦力。
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②。
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③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④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⑤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朱德对这些教师十分佩服。他在学校里，“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⑥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已在成都学堂里流行起来。有一天，一本革命派在日本所办的秘密刊物《民报》，不知由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这本刊物的字迹已被翻得模糊不清，显然已经过许多人的手。朱德在仔细阅读了这本刊物后，又把它悄悄地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在成都的一年里，朱德的“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开始产生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⑦的思想。
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