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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被释放。
但是，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产党员，不肯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当局扣留了。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
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
七月四日，朱德离开柏林，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苏联。他后来回忆道：“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24）他乘坐的轮船是经过波罗的海前往苏联的。一踏上苏联的国土，朱德立刻感受到一种友善、热烈的气氛。在列宁格勒，朱德和他的同伴们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学校去演讲、参观。
那时，列宁去世还不久，苏联还没有完全从内战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物质生活相当艰苦。有些同伴拿西欧的生活条件作比较，感到有些失望。朱德就告诉他们：“在列宁格勒，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正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25）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根据朱德的请求，同意他留在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还有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等，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几个月后，朱德又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这里是东方大学管理的几个农庄之一。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26）曾经同朱德在一起学习军事的刘鼎回忆说：“教官在讲授军事课时，我们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对于游击战术的问题，他懂得多，理解得也透彻。”（27）一九二六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五月十八日，朱德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房师亮等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坐轮船，重返苦难深重而又正在奋起中的祖国。
三年半的国外生活，使朱德对于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后来回忆说：“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28）
七、在北伐革命中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到阔别近四年的祖国，和他同船返国的有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二十多人。
朱德从当时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里了解到：就在他到达上海前几天，国共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已正式誓师北伐。他们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向湖南迅速挺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五月初已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从广东进入湖南。接着，先后攻占湖南的醴陵和浏阳。七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湖南省会长沙。控制两湖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那时正在直隶（今河北省）长辛店督师，和奉军、直鲁军一起，向原冯玉祥部西北军扼守的南口天险发动猛攻，一时无力南顾，因此，企图联合四川军阀，牵制并阻遏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推进。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政治态度的向背，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北伐军在两湖的作战。
在上海，朱德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①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陈独秀同意朱德的请求，并要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去一次南京，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关系调查孙传芳部的兵力部署状况。
七月二十六日，朱德和秦青川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登轮前往杨森司令部所在地——川东的万县，江轮先到汉口。那时，国民革命军已越过湘北的泪罗河，吴佩孚已下令在汉口实行戒严。朱德在汉口下了船，他看到码头、街口到处是吴佩孚的北洋军在盘查过往行人，如临大敌。朱德在汉口停留了一天，又继续乘船西上。船行到宜昌，遇到水灾，耽搁了四天。八月十一日，朱德和秦青川才抵达万县。②朱德一到万县，立刻被迎进杨森的高级招待所——王家花园，受到杨森的热情款待。
当时，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各霸一方。杨森直接指挥的军队有枪枝二万七千支左右，受他控制的军队共十多万人，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自重，对时局的变化抱观望态度。他的心理状态颇为复杂：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便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输诚，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调人到万县帮助他工作；他同吴佩孚又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此前不久吴佩孚刚任命他为四川省省长。朱德到达万县后第三天，奉军和直鲁军攻占南口。原在直隶长辛店督师的吴佩孚准备率师南还，抵御国民革命军北伐。
因此，杨森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
朱德针对杨森这种脚踩两只船、四面迎合的暧昧态度，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提供钱和枪，但是，北伐革命是会胜利的，如果同国民革命军对抗，注定是要失败的。杨森口口声声表示赞成北伐，却又借口兵饷来源困难，不愿脱离吴佩孚。
八月二十五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是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杨森对陈毅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③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就在陈毅抵达万县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农民群众支援下，相继攻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歼灭吴佩孚亲自督战指挥的主力部队，一直推进到汉口外围。
吴佩孚主力惨败的消息传到万县，使杨森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另一件使他更为气恼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九日，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盐款及粮税各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万流”号回万县。他们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押款登轮。“乃该轮于木船接近时突开快车上驶，所载士兵、款项之木船二只登时浪沉。计损失银八万五千元，连长、排长各一员，士兵五十六名，枪枝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④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和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浪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本已屡见不鲜。杨森得知他的运饷船被浪沉一事后，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不敢轻易得罪。可是，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巨额军饷的损失，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就去找朱德和陈毅商量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德已同陈毅和杜钢百（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和陈毅一同赴川。）进行过商议。杜钢百后来回忆道：“朱德和陈毅分析说：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靠山，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是一致的。人民痛恨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动员群众力量，迫使杨森转向广东政府，割断他和北洋军阀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掀起一个像‘五卅’那样的群众反帝政治运动。”⑤三人商定：由朱德出面做杨森的工作，陈毅负责动员民众，杜钢百携朱德的亲笔信赴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汇报情况。
这时，杨森亲自到王家花园找朱德商量，朱德知道杨森内心正处于矛盾状态中，便抓住他的弱点，表示只有将肇事轮船扣留，提出赔偿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损失。
在朱德的说服下，第二天，杨森下令扣留了途经万县的肇事英轮。
九月二日，朱德在陈毅主持召开的万县各界代表的预备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我内河肆意横行，浪沉我船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⑥他号召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连续几天，万县中学的学生一直在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各种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
杨森扣留英轮后，立刻派人同英国领事卢思德交涉赔偿事宜。但是，英国领事态度蛮横，拒不答应杨森提出的条件，而且调遣军舰分别从重庆和宜昌驶往万县，企图对中国当局进行威吓，并用武力劫夺被扣留的轮船。于是，朱德和陈毅便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手段，做好还击的准备。
九月五日下午，英国军舰三艘强行靠近被扣英轮，企图用武力劫夺，遭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在激战中，英舰长达理被击毙。在下午五时左右，英舰悍然开炮轰击万县城区。
这时，正在寓所的朱德突然听到炮声，立刻赶往杨森司令部，敦促杨森封锁江面，予以还击。
但是，英舰凭藉着火炮优势，对人口密集的万县城区连续炮轰达两个多小时，使军民死伤千余人（其中死亡六○四人），房屋千余间被击毁，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据万县海关的外籍人员报告：“大火持续到第二夭凌晨两点左右。”⑦万县城内最繁华的南津街、陈家坝一带变为一片瓦砾，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朱德立刻向杨森建议：“速将惨案发生的前后经过通电全国各革命组织，并吁请北洋政府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