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芏骼次⑿ψ潘担梢园锼钦业阶〉牡胤剑嫠前炖砑尤氲吃诎亓值闹Р康氖中谌氲成昵胧榧耐泄形磁贾埃葑骱虿沟吃薄！雹呤辉拢泄猜门纷橹涸鹑苏派旮⒅芏骼唇樯埽斓录尤肓酥泄膊场Ｓ捎诠ぷ餍枰魑孛艿吃保酝獾恼紊矸萑匀皇枪竦吃薄！�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三十六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带着它出去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⑧阅读德文书籍，比掌握一般会话更困难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也能读了。他所买的德文书已经存有几箱子。在柏林，他所来往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上层人士除邓演达外很少接触。他确实在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朱德移居到德国中部的哥廷根⑨，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四万人。那里有四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十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⑩。
那时，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正处在严重动荡中，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很容易得到。他们学习、讨论的内容是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11）。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是怎样的？有时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他的政治眼界更加开阔了。一个曾和朱德在一起听课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有次我去他家，还看见过他在读《共产党宣言》。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虽没有说自己是党员，但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是听从柏林来的同学讲的，那时共产党是公开的。”（12）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一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13）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朱德多大兴趣，虽然他每天都去听讲，但是，他觉得更能得益的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学生会内。朱德担任过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会最初没有固定的会址，也没有固定的开会日期。要开会，就临时通知，常常是在一家啤酒店的大房间里（14）。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他小十二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他还对那个学生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15）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他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老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16）这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建议，实行国共合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朱德在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就在这个月内，朱德离开哥廷根，回到柏林，专门从事党务活动。柏林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小组。那时的成员有夏秀峰、廖焕星、章伯钧、高语罕、朱德、刘鼎等十几个人。（17）国民党改组前后，党内的右派分子冯自由、邹鲁、张继等极力反对国共合作。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原来感情是比较融洽的，后来受国内斗争的影响也分成两派，展开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打起架来。当时在柏林的留学生段可情回忆说：“所有的人都围绕着留德学生会展开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斗争在内，分成新旧两派学生。新派学生受中共旅德支部领导，但出面的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驻德支部出面；旧派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子弟（应为富家子弟——注）和公费留学生，思想比较保守，背后又有青年党（对外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那时曾琦、李璜都到了德国——注）的人操纵指挥，因此形成对立两大派别。随着国内的政治动态而展开斗争，有时是很激烈的。”（18）德国作为战败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开始向战胜国支付赔款，巨额的战争赔款加剧了德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又以德国拒付赔款为理由，出兵占领德国的煤炭、钢铁生产基地——鲁尔区，从而彻底破坏了德国的经济。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的货币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五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由于马克贬值，外国人在德国生活的费用是比较便宜的。
朱德回柏林后，德国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经济开始回升，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地位逐渐巩固。那时，德国共产党还是合法存在的。他们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坚持斗争，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半军事性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同朱德在一起的刘鼎回忆说，朱德在这年夏天参观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检阅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19）。
三月七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此事可能否），即来莫（指莫斯科——注）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即陈启修——注）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苹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距＇拒＇。？？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象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
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20）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他们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还办了一个油印周刊《明星》，每次印二三百份，许多具体工作都由他来承担。
当时和他同在德国留学的谢唯进回忆说：他“到柏林后被选为中国旅德学生会委员。当委员的每个礼拜日要在学生会值班，把图片、文件整理好，把会议室扫干净。有一次他值日，下午同学们去了，看见地上很脏，就说，老朱，你值日，地怎么这么脏。朱德同志说：我上午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又脏了，好嘛，我再扫一遍。”“朱德同志很朴素，不讲吃穿。他很会做四川菜，星期天他就穿着围裙给大家做回锅肉吃。”（21）四月间，为了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他们在柏林一家咖啡店集会。
到会的有三四十人，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进来，把他们都逮捕了。朱德被监禁了二十八个小时，经中国留德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
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22）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五卅惨案”的发生，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六月十八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主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当时下起了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当集会就要结束时，柏林警察当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察冲入会常据第二天的《柏林日报》报导：“在这次平静进行的集会结束以后，刑事警察逮捕了三十五名外国与会者。”（23）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敞篷汽车，他们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警察的暴行引起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柏林的《红旗报》等报纸纷纷载文谴责柏林警察当局。工人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人。
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