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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案发生的当天，朱德立刻向杨森建议：“速将惨案发生的前后经过通电全国各革命组织，并吁请北洋政府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交涉，要求赔偿、惩凶、道歉，内伸民愤，外张公理，以重国权，而雪耻辱。”⑧促使杨森向全国发出通电陈述“九五惨案”真相。第二天，朱德又派孙壶东出面组织“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一面做好死难同胞的善后工作，一面开展抗英斗争。
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界给予支援，对英国进行制裁，以雪国耻。
为了声援万县民众的抗英斗争，九月九日，“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在四川巴县成立。十八日，重庆市民六万多人愤怒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又有十多万人举行火炬游行。接着，重庆的英美烟草公司华工宣布罢工，市民组织宣传队，四出进行宣传。十月五日，成都各界人士万余人也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四川各地纷纷成立反英组织，爆发较大规模的反英斗争。
全国各重要城市，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天津、长沙、厦门、烟台、济南、芜湖等，相继成立各种组织，开展反英斗争。中共中央为此在《向导》周报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帝国主义。”⑨万县惨案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使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同时，也促使杨森被迫转向广东国民政府。他委派朱德赴武汉，表示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朱德回到武汉，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时说：“此次开炮，兄弟亲与此役，英人之强横可笑，亦复可怜。他以为他的枪才可以杀人。我们川军这回也不客气，为正当防卫，还他几枪，彼此都有伤亡。不过人民无辜，为他杀得太多了。”“但是，我四万万民众为他打醒了！尽都知道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总望军民一致团结起来。”⑩郭沫若也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
九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由于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陈启修还在汉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朱德暂代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二十八日，朱德率二十余名政治工作人员离开汉口前往万县。
朱德一回到万县，却得到杨森派兵东下援吴的消息。原来，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汉阳后，武昌仍在吴军手中，北伐军久攻不下，因此杨森对吴佩孚仍抱有希望。对于杨森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朱德十分气愤。他当面质问杨森，并晓以大义，杨森仍不为所动。尽管北伐军在十月十日攻克武昌，杨森的态度表面上有所转变，但仍迟迟不肯下令撤回东进鄂西的三个师，对就职一事也敷衍搪塞，对朱德说：“只要走革命的道路，迟早宣布就职没有多大问题。”（11）实际上是不置可否。
十一月上旬，进犯武汉的杨森部遭到国民革命军围歼，前敌总指挥曾子唯被俘。这才使杨森被迫派代表赴武汉“请罪”，并多次找朱德表示“悔悟”。
二十一日，杨森在宜昌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时仍致电吴佩孚，表示他对吴的“忠诚”。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加紧了在四川的工作，先后派吴玉章、刘伯承、欧阳钦等人入川，并策反军阀部队，争取在四川打开军事斗争的新局面。11月中旬，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刘伯承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沪州起义——互相策应。”（12）会后，刘伯承赴沪州具体指挥工作，朱德返回万县继续进行争取杨森的工作。
杨森易帜后，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当时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是杨闇公等三人，执行委员还有朱德、刘伯承等六人，党部设在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13），并且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由朱德带到万县的政治工作人员卢振纲、文强、熊荫寰、江亚中、滕代顺、湛杰分别担任教育长和五个大队的大队长。朱德曾到校讲话，勉励学员说：“一个军人要有崇高品德的修养，要有坚强的革命方向，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光辉事业。”
（14）与此同时，朱德还通过政工人员加强对杨森部队的改造。朱德虽然担任二十军党代表兼代政治部主任，但生活仍然十分俭朴。“每天到杨森总部办公、汇报，都是身着布军服，手拿公文包，胸前佩着总部出入证，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徒步来去。”“他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人接谈，当面圆满地解决问题，使人心悦诚服的离去。”（15）这种作风在旧军队高级官员中是很少见到的，因而博得军内广大官兵的尊敬。
十二月初，沪顺起义在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下爆发了。一日，袁品文、陈兰亭率部在沪州起义。三日，秦汉三、杜伯乾率部在顺庆起义。五日，黄慕颜率部在合川起义。刘伯承在顺庆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
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第二十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于是，就以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要朱德率团前往。
十二月下旬，朱德率领由杨森部八十余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八、南昌暴动
第二十军考察团在武汉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由于朱德已受到杨森疑忌，一九二六年一月间，他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去工作。随同他到武汉的二十军考察团中，有四十多人随领队马骥之回到四川，一部分人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八军，而鲜泽民、莫湘、徐震球等十五人跟他一起到南昌去。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三军是云南部队。这年一月初召开的北代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根深的历史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
为什么要建立军官教育团？那是因为朱培德部先后在牛行车站和南昌城下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本身伤亡也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在战火纷飞中凭战功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学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落，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①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七百余人；还有一个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的中学生，也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共四百余人。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在当时军队中是少见的。
军官教育团的教育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朱德十分重视提高学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等。他们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
朱德平时“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委员长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起走路。回到团里大操场上，还要带领全团一起跑三十分钟的步。在出操时，他亲自向学员作示范动作，耐心纠正学员作锗的动作。真是诲人不倦，处处以身作则。”②曾随朱德从万县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排长的莫湘回忆说：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见他冒过火，发过脾气，一直是和蔼可亲地与人交谈，发觉到人的思想有问题时，总是旁敲侧击，循循诱导；见人行动上有错误的，总是明白指出，以理诲人。”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朱德耐心地指出：“这些人的思想是亟应改造，但也是可以改造的。我们有信心把他们改造成为革命的可靠力量，否则，怎能谈得上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呢？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做不同的工作。主要是：主动地接近他们而耐心细致地以理说服。我看是能够争取他们走革命这条光明大道的。”③“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店。他常因开会或工作忙，便买个烧饼充饥。”
④由于朱德处处以身作则，待人以诚，诲人不倦，所以在教官和学员中受到普遍的信任和尊敬。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培养革命人材的基地。在每个连队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整个教育团内呈现出浓重的革命气氛。
军官教育团是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始接收学员的。三月五日补行开学典礼，当时驻在南昌的蒋介石也前来参加。
那时候，由于北伐军在两湖、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的胜利进展，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政治声望随之大大提高，实力也有很大扩充。
他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便公开暴露出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中央、准备实行个人独裁的面目来。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公然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份，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