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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筹办公益事业。“七·七”事变后，范老在地方上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沈鸿烈想利用他作为招牌。范老看穿了他的反共阴谋，毅然离开国民党省政府驻地东里店，拿着几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画，亲自到乡村和集镇作抗日宣传。一九四○年，范老以七十六岁高龄当选为山东省第一届参议会的议长。一九四一年后，尽管敌人反复“扫荡”沂蒙区，环境非常险恶，范老仍坚决同沂蒙人民一起坚持斗争。在范老八十一岁高龄时，罗荣桓亲自报请中央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另一位参议员、山东国民抗敌协会领导人李澄之，是在山东国民党中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抗日爱国，受到了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压制，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爱国民主人士便来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这次会议，还增补了郭维城、姚尔觉等十余人为参议员。姚尔觉原是国民党鲁苏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将参议，因与柳亚子、何香凝等人有交往，受到国民党的排斥，后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山东省文化界救国协会会长。
罗荣桓还经常教育在政权机构中的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团结党外人士的重要性，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听取他们的批评与建议。有关的党组不能包办代替政府工作，不能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要依靠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发扬民主、廉洁奉公、合作团结的模范作用，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
在罗荣桓的带动下，分局领导都很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团结工作。党员干部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春节，分局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许多党员干部与民主人士共同登台演戏，台上台下沉浸在亲密无间的欢乐中。
随着一连串战役攻势的展开，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到敌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沦陷区与城市工作显得日益重要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出《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①以后〔见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二○五页〕，罗荣桓领导山东分局检查和整顿了过去的城市工作，建立了济南、青岛等重点城市的工作委员会，进驻于其近郊，使城市工作有了进展。
在《答复》中，罗荣桓等报告，党不仅在青岛、烟台的工人、学生中已经发展了组织并建立了群众组织，而且党的情报、锄奸、工商管理与敌伪工作，对上海、天津等城市都有了一些单线联系，并在青岛、烟台、济南、连云港、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情报电台。
《答复》还提出：通过商业关系，对东北十几个大商埠都可以开展工作，各大商埠都有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商人救国团等组织，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向东北发展，是有希望的。
在这里，罗荣桓第一次提出了“向东北发展”的问题。然而在当时还仅仅是指城市工作，一年之后，他将要率领六万大军“向东北发展”。
一九四四年九月，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城市工作会议，学习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城市工作指示》，研究了发动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收复大城市等问题。
会后，各地根据会议的精神，把城市交通要道工作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抽调大批干部建立和加强了城市工作机构，并向山东各城市和交通要道加强了打入和派遣工作。为迅速而普遍地开展这一工作，当时采取了“分头多路”的方针，即由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以城市工作专门机关为主，各地区、各部门均可利用自己的条件，向交通要道广泛地进行打入和派遣。胶东区、渤海区还分别负责向东北地区和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开展工作。
在以后的大反攻时期，因为没有强攻大城市，山东的城市工作采取了继续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些积蓄下来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整风和审干
罗荣桓在《答复》中报告了整顿“三风”和审查干部问题。在这前后，还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整风的状况。山东整风的成绩及许多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山东党的整风运动是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后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曾将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是总的看来，一九四二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一九四三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以很大力量领导了整风运动。根据中央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他主持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习委员会，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着重从文件中去寻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注意联系实际，以提高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从一九四三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为了使许多新党员吸取党二十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罗荣桓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随后将报告记录交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①发表〔《斗争生活》第三十二期，《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重新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罗荣桓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
在这里，罗荣桓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得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他一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一切背离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和摒弃。
在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整风及时地转入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历史、工作，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个干部写出了自传，在集体讨论和帮助下，反复进行修改。当时，罗荣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王见欣、机要科长苏蕴山等许多干部的自传，还和他们作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这一活动，罗荣桓进一步熟悉了干部，同时，那些干部也获得了很大教益。罗荣桓的亲切教导，直到现在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中央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一般地说，进行审干和除奸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决定》对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间，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他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发现这种“左”的错误后，宣布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八月间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①〔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纠正了这种错误。
第二个“四三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仍然实事求是地估计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况。
十月九日，在罗荣桓主持起草的《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中，对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就山东部队与地方干部的成分来估计（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一部分是抗战初由监狱放出，有长期曾失掉联系而消极者；有自延安抗大派来者，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②来的〔指国民党第五战区，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他曾招收了一部分抗日爱国青年。以后，其中许多人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加入了八路军〕，有国民党及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六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六种。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在这里，罗荣桓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显然，在第二个“四三决定”已对敌情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的形势下，罗荣桓能如此客观地估计干部状况，充分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
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