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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反省坦白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还提出：“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的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决定》认为，这样做既可使下情上达，发扬正气，纠正领导上的缺点；又可以给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以明确的纠正，使之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可以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这就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这一做法山东一直未予执行。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位负责干部从延安来，负责传达延安的经验，贯彻执行上述做法才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审干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指示》（称为“双十三指示”）指出，整风已进入审干与防奸的阶段，根据地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整风审干为主，审干决不能离开整风，只有启发教育干部暴露问题，才能正确地完成审干任务。
十一月一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目前整风审干的补充指示》。在对干部政治状况的估计上，《补充指示》说：“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的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这一《补充指示》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了罗荣桓曾提出过的观点。
《补充指示》提出，在发扬民主时，要使干部敢于发言提意见，然后于适当时机进入全面反省坦白运动。这两个文件，都提倡用放任态度，采取暴露的方针，鼓励大搞民主，达到审干的目的。
罗荣桓和分局其他领导成员对这些做法是有顾虑的，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验，而不普遍展开。
试验单位之一是只有几十名干部的分局办公厅①〔即分局和省行政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的直属队〕，民主会一开始，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就产生了。有些干部在大会发言、墙报、漫画中，讽刺、漫骂、挖苦领导干部，打击“接近领导”的积极分子，而他们自已却以“大交谈”为名，自由结合，组成了小圈圈。他们还要求按“三三制”的形式改组支部（即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对领导有意见的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各占三分之一），把领导与被领导看作“成份”上的不同，提出“干事是基本群众”，“群众应掌握支部脉搏”等等错误的口号。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分析了思想动态，认为在运动中讽刺漫骂领导的人有三种不同情况：一种是个别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思想，借发扬民主之机，对分局负责人黎玉进行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完全否定党的领导。另一种是少数人，因对领导不满而泄私愤、图报复。还有一种人是有平均主义思想，想借着民主检查的机会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少数人在个别人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在民主检查中便对领导进行无原则的漫骂、攻击，而真正的积极分于则被视为“狗腿子”、“奴才”，受到讽刺和孤立，至于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就更不敢说话了。
针对这一情况，办公厅方法。
一方面严肃批评个别人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对其他搞极端民主化的人，通过领导干部先作深刻反省，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再通过交谈，指出他们不正确的地方，来教育群众自觉纠正偏向。同时鼓励积极分子，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害怕讽刺挖苦。按照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经过教育，正气逐渐上升，极端民主化的风潮便渐渐平息了下来。
为了纠正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罗荣桓亲自出席分局办公厅的民主检查座谈会，并作了发言，用说理的方法批评了个别人的错误思想。他针对要求在党内实行“三三制”的言论说：“党外‘三三制’的民主与党内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三三制’政权是各阶级的联合……也必然有联合中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包括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与情绪的。我党为了要确立工农优势，其他阶级必然会对抗，但又为了巩固联盟，必须要调解与降低这个阶级的矛盾。而我们党的民主则完全与此不同……我们党是一个阶级的整体组织……绝不允许有不同阶级的对抗存在……”
他针对有些人借口“知无不言”而对领导、干部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语。毛主席启发我们自由思想，‘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是要大家首先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再去开动机器自由思想。放下包袱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开动机器，没有放下包袱而去开动机器，必然要开入泥河，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
针对个别人夸大黎玉的个别缺点，罗荣桓还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某些缺点，正象太阳也还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可是有个干部不听劝告，当场打断罗荣桓的话说：“那黑点、那乌云，就正好罩在我的头上。”与会者见此人蛮不讲理，都很气愤，主张处分他。罗荣桓虽然严肃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去处理他的问题。
另一个试验单位《大众日报》社的运动也搞得非常“热闹”。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陈沂有乘马，喜欢吃辣椒，都被视为特殊化，结果马尾巴被割了，炒辣椒的锅也被砸了。印刷厂有的职工要求每人除发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棉袍。陈沂向大家解释说：这样做财政上有困难，也不符合山东行政委员规定的供给制度。有一些受极端民主化影响的职工竟说：“共产国际都可以解散，行政委员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人甚至威吓说：“若不发棉袍，小心你们的机器！”
卫生部也是一个试验单位。他们开了七天民主会，对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意见。卫生部政委谷广善向分局汇报了情况，建议结束民主检查。可是，有位领导人却说：“运动不能收，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找特务。”他要谷广善回去继续动员发扬民主，说打也可以，骂也可以。这时罗荣桓插话说：“我看，不能打，也不能骂。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四句话去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卫生部的运动既然不能收，有的干部也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什么：“宁愿在敌人那里住一年监狱，也不当一天八路军！”于是，分局那位领导人便对谷广善说：“你看，我说你们那里有特务吧！”谷广善听了后，又生气又着急地说：“那叫什么特务？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逼着他信口胡吣。”
就在这时，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了。罗荣桓对卫生部的情况感到很不放心，对谷广善反复叮咛：“你们卫生部单独行动，民主会开得这么乱，领导上可得注意一点。”当时，敌人离卫生部驻地只有几十里远，谷广善急忙赶回去作了紧急动员，宣布民主运动暂时停止，把墙报、漫画卷起来，等“扫荡”完了后再继续进行。经过七天反“扫荡”的考验，证明在运动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并不是坏人，有的表现还很积极。在战斗的环境中，领导干部的威信又恢复起来了。
这时，在山东各个战略区也都进行了试验。胶东区党委党校和整风训练班中很大一部分党员被打成了“特务”。许多人跑到区党委书记林浩那里哭鼻子，林浩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指示不能再这样搞了，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他们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错误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
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明确指出：“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通过试验，罗荣桓更感到在敌后不能机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而必须从山东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领导和开展整风审干运动。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荣桓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山东各地区发出了《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首先要求把整风当作审干的基础，而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他指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实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为了把整风与审干加以区别，罗荣桓在文件中，提出了先要克服在民主座谈会中所形成的领导与群众对立的情况，“在领导上展开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之下，是完全能够启发大家，改变中间大的现象，使正气上升，以达到审干的必要基础。”他把群众中正气的上升看作是转到审干的必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宜马上转入审干。
在《意见》中，罗荣桓提出，民主检查的方式“不准备普遍的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进行”（这三个地区在山东分局领导下已联成一片）。
一九四五年三月，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对前一阶段的运动作了检讨。三月十二日，分局进一步明确规定：民主检查在“一般战斗部队和县以下机关，目前不应发动”，而“在（直属单位的）战斗部队和统战部门，其方针应以团结为主，而非以暴露为主”。
关于“以暴露为主”的问题，罗荣桓在三月十五日给中央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说：“我们对各单位布置执行分局‘双十三决定’上，是有缺点的。”他指出，这主要表现在，‘强调暴露的方针，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在审干方面可能引起政治问题的扩大化。”
这一检讨实际上便从原则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针，于是，第二个“四三决定”所提倡的通过极大的发扬民主以暴露内奸的错误作法便在山东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这时，他还提出一句有很大影响的话：“民主检查应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他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出，要求大家今后还要继续发扬民主，不要因为这次浪潮而害怕民主。领导者更不能满足这次检查反省，还要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把它作为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武器。要求所有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一定要思想上入党。
由于罗荣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民主检查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