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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并结合广大民兵，积极向敌人开展了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游击战争和广泛的政治攻势，担负了分散坚持边沿区斗争的任务，使主力部队能更好地集中起来进行机动作战。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壮大，也为将来大反攻时成立新的兵团打下了基础。
－－－－－－－－经济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黎玉报告了山东的经济工作。
一九四三年，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分局和省的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在罗荣桓等领导下，山东八路军很快掀起了一个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生产热潮，一片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良田。但是，许多地方又出现了军民争荒地的矛盾。山东军区机关驻地出现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赞同。他与后勤部长吕麟等有关领导人研究后，派人到海边去调查，寻找适宜晒盐而群众还无力经营的海滩。然后成立生产指挥部，制订规划，按照机关、部队分配任务，划分地段。当时正值早春，天气很冷，海风又大，大家冒着寒风，光着脚泡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在赣榆县海边柘汪一带开出了大片盐田。罗荣桓经常去看望大家，有时还抱病参加一些轻微劳动。有一次，指战员们正在挑土，罗荣桓看到大家劳动时的欢快劲，心里很高兴，就脱了鞋，挽起裤腿，拿起铁锹跳到水里，一面和大家说笑，一面不停地往筐里铲土。管理员石理成看见后，急忙过来劝止说：“罗政委，你身体不好，别干了。”
同志们也都说：“是啊，罗政委，你能来看看大家就行了。”
罗荣桓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光看不干怎么行呢？大家不是常说，要劳动创造世界吗？”
大家看到罗荣桓虽然身患重病，每天尿血，却多次来看望大家，并一起劳动，还这样风趣、乐观，都非常感动。
当时，食盐专卖制度还不严格。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的市集去卖，来回一百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就可以赚三十余元。但生产股为了薄利多销，把盐价定低了，地方贸易公司到罗荣桓那里告了他们的状。罗荣桓把生产股长王以祥找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王以祥便把他们组织生产经营的情况作了汇报。原来，他们是考虑敌人随时会来“扫荡”，为了能把食盐尽快卖掉，就没有把盐统销给政府的贸易公司，而自己压价销掉了。这样一来，政府所掌握食盐的销售就受到了影响。罗荣桓听了后，当即批评了王以祥他们的错误做法，并又一次重申了军队生产要严格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应以“不与民争利”为原则，要他们或者把盐统销给政府贸易机关，或者遵照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价格销售，一定要自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罗荣桓看到王以祥思想还不太通，又循循善诱地说：“我们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当然是损失，但群众生产的果实被敌人掠夺去，不也是我们的损失吗？手背与手心还不都是我们自己身上长的肉嘛。况且，我们这支队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立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谋福利、求解放；如今，抗日、搞生产，还不同样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怎么能够与民争利呢？部队到海边去开盐田，就正是为了不去与民争地嘛！”
最后，罗荣桓看到王以祥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便安慰他说：“认识到了，今后不再这样做就行了，但工作上不要气馁。你们前段生产成绩很大，现在机关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不由军费开支了，要我们自力更生，不搞好生产怎么行呢！”
罗荣桓指示，机关生产要开展多种经营。于是供给部确定，指派原管理科长黄明亮、生产股长王以祥及管理员石理成三人，具体负责抓军区机关、直属队的农副业生产。他们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三个生产队、二个油坊、一个酱园，经与地方工商管理局联系，还在滨海区的坪上、十字路、黑林、柘汪等集镇开了供销店。他们开始只有五十元的基金，在集市收购花生、黄豆回来榨油，把部队原来作马料的黄豆也榨完油再用豆饼喂马。当时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品。
在《答复》中，罗荣桓等写道：“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五钱油盐，一斤多菜，每月一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一套，体力亦渐增强。”
罗荣桓等还报告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指出，凡是发动减租减息与实行民主的村庄，农民对生产很热情，生活上得到改善，除还债外，穿衣吃饭比以前好些，由此转变了思想，认为“用的是毛主席的法子，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日子”。《答复》指出，粮食除沂蒙区有旱灾减产外，其他地区均够吃，布匹、纸张、盐大部地区均可自给。有的地区还有盈余。群众负担虽然还是很重的，但比起敌占区则好多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工作在根据地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于这项工作罗荣桓以前并不熟悉，但他注意充分发挥一些经济专家和财经工作者的作用，使山东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一九四二年在返回延安途中到达山东，朱瑞留他在山东帮助工作三个月。后来，薛在山东的期限早已超过，中共中央来电催薛回延安。罗荣桓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他对薛暮桥说：“山东的经济工作还需要你呀！这一年你在山东工作成绩很大，我就不必多说，只想强调一点，经济斗争，是我们整个斗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很需要有你这样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啊。”薛暮桥听了很受感动。经过在山东一年的工作，他对这里的经济工作也发生了兴趣，便放弃了去延安的打算，表示愿意服从山东分局的决定。这样，他又在山东工作了五年，经历了解放战争，直到一九四八年秋才离开山东。
薛暮桥担任了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的监委，局长由黎玉兼任，局的日常工作由薛主持。罗荣桓、黎玉经常和薛暮桥一起研究对敌经济斗争问题。
山东分局制定了从对敌斗争中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供给，为战争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经济政策，并规定工商管理机构的具体任务是：货币斗争，贸易管理，扶助生产，保障供给；即对外进行对敌经济斗争（包括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对内扶助和发展生产。
在罗荣桓的关怀和支持下，山东的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当时敌后的三角斗争，反映在经济上，也形成了抗币（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在山东称北海币）、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和伪钞（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三角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攫取到的几十亿元法币推到国民党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物资，同时又大量发行伪币来搜刮人民财富。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连续失利，法币迅速贬值，这对敌后根据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九四二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有几亿元，实际上就等于有相当数量的物资被敌伪掠夺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排挤法币，禁用伪币，大量发行北海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币市场。
由于根据地日益扩大，减租减息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加上沿海地区擅渔盐之利，有的地区还有丰富的金矿……这些丰富的物资使北海币有了最可靠的保证。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北海币对法币和伪币的比价迅速提高。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一元伪币可兑换北海币1。5 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便跌落到只能兑换0。15元北海币。因此，这时在山东根据地市场上，法币、伪币绝迹，许多游击区也逐渐变成北海币市场，就连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暗地贮存北海币，以便购买根据地的各种物资。
随着货币斗争的胜利，在分局领导下，又及时调整了贸易政策。由一九四三年前基本禁止物资流入敌占区，个别则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改为组织输出，换回需要的各种物资，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和对上海、天津等地的贸易工作。还明确规定了内地贸易自由的原则，取消内地各抗日地区之间的粮食统制，统一领导贸易斗争，从贸易中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新的政策实施以后，贸易斗争很快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每年增加二亿元北海币的收入，还调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助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和军队的需要。
－－－－－－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
在《答复》中，罗荣桓和黎玉还报告了地方政权建设和团结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议员大会开幕，通过了山东分局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草案）①〔《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八一施政纲领”）的要点是：一、坚持山东抗战；二、爱护抗日军队，增加主力，加强县区武装，发展民兵；三、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加强民主建设工作；四、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促进经济建设工作；五、整财政，力求负担公平；六、正确执行中央的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调整阶级关系，改善工农生活；七、援助反战日本士兵与人民，正确执行对敌伪政策；八、加强对敌斗争工作，团结敌占区同胞共同抗战；九、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实现民族平等，男女平等〕，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发表了大会宣言。大会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更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选举黎玉、罗荣桓、刘居英、梁竹航、艾楚南、张伯秋、田佩之、耿光波、郭维城、杨希文、辛葭舟等十一人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黎玉任主任委员。大会还发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致敬。九月一日，毛泽东复电，勉励省临时参议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九月八日，大会胜利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二百多位参议员中，有很多党外人士。参议长范明枢就是一位在山东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他于辛亥革命时期留学日本，曾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弟子遍山东。“一·二八”事件后，因支持教员、学生进行爱国活动而被反动派捉进监狱。出狱后，闲居在泰山的冯玉祥聘请他讲授《左传》、《史记》。他还为地方筹办公益事业。“七·七”事变后，范老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