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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报告：“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林彪立即答复：“用船装。”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这时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当时患疟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早在“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仍然没有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没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这一出戏，就其“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的内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可是演员的阵容却是空前的。那么多军团干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罗荣桓患疟疾后，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不久，寒热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终于病倒了。他当然不能象以往那样经常下部队。这又成为一个罪名，叫做“官僚主义”。尽管罗荣桓在四次反“围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罗荣桓也非调走不可。因此，尽管有聂荣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头，就撤职查办、进保卫局，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罗荣桓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指斥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便决定立即将钟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六七月间，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此前，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罗荣桓的使命就是领导武装动员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沙州坝以北约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坯盖的两层楼。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围有松、樟、竹林，环境相当幽静。在这里，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需要钻防空洞，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军了。机关工作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罗荣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到竹林里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边看肖忠谓等年轻的干事捉鱼。肖忠谓还真有两下子。他光着脚丫下水田，脚趾头一夹，一条泥鳅就捉住了。
这种生活，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是显得太悠闲了。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感到有劲使不上，十分难受。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可是，罗荣桓并未消极。他到总政不久，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罗荣桓结合以往四军和一军团扩红的经验，向张爱萍等指出，要扩大红军，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级的原则。
当时的少先队，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当时的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罗荣桓认为，要巩固地扩大红军，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地主武装，保卫工农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了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