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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无独有偶，罗荣桓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阵地前沿视察。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变了卦，又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人离埋地雷处已经近在咫尺。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当罗荣桓回到总政时，得知根据地南线的门户——会昌城以南的筠门岭也已经失守。筠门岭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筠门岭的守备部队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二十二师师长，王开湘为政委，孙毅为参谋长，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他曾听过罗荣桓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当他走进罗荣桓的办公室时，未免有点拘谨。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让他歇口气，下下汗。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年龄。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罗荣桓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组织了什么守望堂、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拿起土枪、梭镖打我们。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们开会，宣传我们的政策。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富农也要分田给他。”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要揭穿敌人的欺骗，号召敌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老财，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刘道生到职不久，罗荣桓也来到二十二师，对刘道生的工作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一天，二十二师的特派员不通过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和师直总支书记孙光远三人抓了起来。刘道生要求放人。当时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特派员拒绝了刘的要求。刘碰了钉子，便立即去向罗荣桓报告。
罗荣桓听完刘道生的汇报，想了一会问道：“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
罗荣桓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你对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
有了罗荣桓出的点子，刘道生感到心里有了底。他对特派员如此这般一讲，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孙到全国解放后还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九三○年便曾发生过并得到纠正。但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却又重犯这一错误。罗荣桓无论是在一九三○年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势下，能从肃反扩大化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实属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情况下，成份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
第六章 万水千山
……………………………………在红八军团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八军团在兴国县集贤圩组成，下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共七千余人，其中除少数团队打过仗外，部队大都由新兵组成。罗荣桓被调到这个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在一军团时，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师政委，都是罗荣桓的下级。罗荣桓对于他们后来居上并不在意，可是这支部队究竟能不能打仗，他却颇为担忧。
罗荣桓一到职便匆匆下部队进行反“围剿”动员。
十月十七日，红八军团奉命撤离兴国县古龙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罗荣桓看到发下了湖南省地图，虽然预感到部队将会进行远距离行军，但他和广大干部、战士一样，并不知道这就是长征的开始。
八军团一组建就赶上长征，一直担任方面军的右侧卫。罗荣桓到任后竭尽全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每天出发前都要向各部部长和各师布置工作。对于如何巩固部队也不时向军团长和政委提出自己的建议，但得不到他们的重视。看来，他们对这位老主任也不甚尊重。连第二天行军要走多少里，预定到哪里宿营，都不通知他，他只好让刚从团里调来的直属队书记温玉成每天去司令部询问。这支没有经过锻炼的部队，不用说打仗，连路也不大会走，天天都有掉队和开小差的。罗荣桓眼看着队伍不能巩固，心情很不好。
十一月下旬，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来到湘桂边境。八军团在道县过潇水后随九军团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县）方向前进。二十八日，军委突然电令八军团到灌阳县水车地区，与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络。由于追兵紧跟在后，去水车还要绕道，返转去再走道县。情况已十分紧急，部队来不及动员，便出发了。事先连侦察员也没有派，只好边搜索边前进。部队走走停停。后来才知道，前面走的就是三军团。由于事先不派人出去侦察和联络，结果白白耽误了时间。宿营后，组织部长甘渭汉对这一天行军乱糟糟的状况很不满意，便问罗荣桓：“在白区行军，怎么事先连个侦察连也不派呢？”罗荣桓皱着眉头说：“我们管不了这些事啊！”是啊，每天的行军路线都不通知他，他哪能管得了派侦察连呢？
二十九日，部队已经极度疲劳，战士们走着走着，一头倒在路旁便呼呼睡着了，怎么喊也喊不醒。性情暴躁的黄甦急得用马鞭子抽打，可打醒了这一个，那一个又躺下了。周昆平时是慢性子，此时也只好向天空打机关枪。还在梦中的战士被枪声惊醒，以为又同敌人遭遇，一下子跳起来，又跌跌撞撞地向前进。事后，周昆还很得意地向人介绍这一“经验”。罗荣桓听了很不赞成，坦率地对周昆说：“战士们听到枪响跑得快。是因为怕当俘虏，这种办法只能一时有效，用多了，战士们知道你骗他，就不灵了。”
听罗荣桓这样讲，旁边的同志都不禁想起他一路上经常讲的话来。他说：
“现在做政治工作不是靠上大课，讲大道理，更不是靠哄靠骗，而是要靠支部的堡垒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则，靠宣传鼓动。现在深入白区行军，有时吃不上，有时睡不了觉，几乎天天要打仗，可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困难很多，有些困难可以克服，有些硬是克服不了。怎么办泥？那就要号召大家来忍受。对这种困难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气。你要承认它，然后号召大家忍受，首先是靠党员、干部来忍受，再把群众带动起来。不能叫人家吃苦，自己倒坐在马背上。”
听到罗荣桓直言不讳的意见，大家暗暗点头，都深深感到，在这样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干部、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很难带好这支部队的。
午夜，第八军团来到预定同三军团第六师会合的地点……水车，可第六师已奉命赶往湘江。同八军团不期而遇的是全军后卫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于是，八军团无形之中也成了全军的后卫。五军团是惯打后卫防御战的主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