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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向敌第十一师猛攻，歼其大部，重创敌援军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基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遭此惨败，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①的慨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陈诚的电报，（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二百七十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页〕。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处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对赶圩的老表讲演。到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每个营和连都有了宣传兵。罗荣桓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对群众，对白军士兵作宣传，而且把他们看成是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精心加以培养。可当时有一些人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经常插队伍，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宣传兵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听了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指出：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室（后来改称为俱乐部），部队每到一地号房子时，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室，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行军时，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指导员一喊：“现在学标语了。”战士们便一面行军，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歌咏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在井冈山上，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唱开了。这些红色歌曲又很快通过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传到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这些山歌又传到了部队。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种戏剧，照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粗糙，艺术性不强，可在当时，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大家看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看到难过时便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