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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二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罗荣桓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没有在意。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上衣的口袋已经烧破了。他一摸口袋，那作为零用钱发给他的一块银元居然还在。他把这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着方才的战斗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他摇摇头，道一声“惭愧”，不禁哑然失笑。他后来诙谐地对家里人说：“要不是这块银元保驾，那一次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罗荣桓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当时部队里连纱布、碘酒也没有，医务人员只好随便找上点白布将他的伤口裹上。殷红的鲜血早就把裹伤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罗荣桓伤口一阵阵剧痛。他咬紧牙关，还不时安慰为他的伤势焦虑的医务人员。
队伍撤到寻乌，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收复汀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罗荣桓住进了汀州傅连暲开办的福音医院。自从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后，傅便倾心革命，带领医院积极救治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当时尚无较稳定的根据地，红四军撤离汀州后，医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会和红十字会名义及傅在当地上层人物中的关系，继续掩护和医治红军伤病员。
这时，罗荣桓的伤口已基本愈合，但因为负伤时失血过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为了给罗荣桓补血，加强营养，傅连暲天天让他吃猪肝，可又不让他吃一点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东西。罗荣桓住了十天院，几乎天天都吃不放一点辣椒，盐也放得不多的猪肝汤。他既衷心地感谢傅医生对他的关心，可又感到实在有点吃腻了。后来他经常对傅连暲开玩笑说：“你的猪肝我可是吃够了。”傅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为了加强营养，除了猪肝，我是什么也拿不出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随即率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军部也驻在这里。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大家所一致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这次大会提出，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当选为委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在前委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次选举精神，一洗以前的故习，……内中如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罗荣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静稳重的罗荣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锋芒，便很难脱颖而出。人们发现他的才干就需要一个过程，连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在第二纵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进军江西。毛泽东率第二纵队断后，同时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曾士峨任司令，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①〔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此时党代表已改称政治委员〕，原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原军部的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在起义之初，队伍里有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前委派去了各级党代表，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为部队的进一步改造打下了基础。
但是，浓厚的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清除的。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对党代表重视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一声“兄弟佩服”，十分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群众工作是地方干部的事，顶多也只不过是政治干部的事。他们非常不情愿到闽赣交界的山区来，感到这个地方田少石头多，吃的尽是番薯，生活太苦。他们最高兴的是闯州过府，因为进了城就可以大吃大喝。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还想乘此去赌钱、逛窑子。在管理教育上，一方面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又有些由旧军队来的干部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说什么“当兵的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有关系”。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
第二纵队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客观原因是刚起义不久，要改变旧作风旧习气非一日之功，而主观原因则是由于纵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纵队原来的党代表张恨秋去年下半年刚从上海调来，没有经过实际锻炼。他调到二纵队不久，正赶上打土豪杀猪，便亲自提了灯笼去照明，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来不久，部队去打梅县。编进队伍里的一批原卢新铭部的俘虏兵，天天有开小差的。他不是设法加强政治工作去巩固队伍，而是采用枪毙逃兵的办法，部队出发前常常要枪毙逃兵放在大路上示众。但这样做仍然制止不住士兵逃亡。打梅县失利后，二纵队的六七百名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几乎跑光了。
罗荣桓一到职，就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向部队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和贯彻，以此作为改造这支部队的关键。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各支部逐条对照决议检查了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有抵触情绪，党员们就以决议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帮助。检查结束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群众讨论。干部和党员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很大的鼓舞。这样，就从上到下造成了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打骂士兵、不尊重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搜俘虏腰包、乱拿群众的东西乃至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评纠正。
在运动过程中，罗荣桓经常深入到各支队和大队去，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加强具体指导。他发现，赌钱、抽大烟、逛窑子这些流氓行为已逐渐克服，不过还有少数流氓习气严重的人仍在偷偷摸摸地干。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针对这个情况，罗荣桓又及时在全纵队提出“反流氓行为”的口号，发动群众对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这些人大部分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改邪归正了。个别人屡教不改，混不下去了，就开了小差。不过，这种人走了，反而会使部队更加纯洁。
同反流氓行为比较起来，反对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就要困难得多了。有些军官认为打骂士兵是带兵之必需，而逃兵就是“反革命”，应当枪毙。这两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已明确指出是“带有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行为，在部队内部还颇有市场。
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曾同打骂士兵这种军阀残余作了长期的、不疲倦的斗争。至于枪毙逃兵的现象，在井冈山上还没有发生过，但下山之后，随着老骨干伤亡、俘虏成份不断补充进来，便时有发生并日益严重了。
为了彻底纠正枪毙逃兵现象，罗荣桓召集了多次会议，对一些思想不通的干部进行说服。他首先指出，枪毙逃兵是封建军阀压迫士兵的办法，革命军队绝对不能采取。
罗荣桓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
根据前委规定，罗荣桓宣布，今后士兵想回家的，可以先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回去。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准假并发给路费，告诉他们做秘密工作的方法，叫他们回去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白军士兵运动，今后什么时候归队都表示欢迎。罗荣桓指出，所以要这样做是由红军的性质决定的。红军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