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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身来和黄永胜顶嘴。黄感到触犯了自己的尊严，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战士没有还手，捂着脸扭过头象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屋里其他战士听到班长和这位战士争吵，都愣愣地坐在铺上，看到班长打了人，也不敢说班长的不是，都去批评那位挨了打的战士，说他不该违犯群众纪律，不该顶撞班长。但是他们那惶惑的目光却流露出对班长的不满。为了打破僵局，另一位战士把火熄灭，将柴禾抱走了。等他回来后，黄永胜向全班训话。他引用了过去在警卫团学来的一句话说：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后大家都要服从命令！”
他训完话命令熄灯睡觉。一时间，屋子里只听那挨打战士不时发出的抽泣声。这时风住了，又下起了绵绵细雨，那滴滴嗒嗒的雨声，彻夜也没有停。
第二天一早，雨仍然不住地下，天气阴冷而潮湿。罗荣桓打着雨伞，踩着泥泞来到九连。连长曾振平忙招呼他坐下烤火。罗荣桓一面同曾连长聊天，一面脱下潮湿的上衣放在火上烤。那衣服上的虱子碰到热气，纷纷掉进火里，响起一阵阵轻微的劈啪声。罗荣桓听曾连长汇报了黄永胜打人的事，便命令传令兵去把黄永胜找来。
黄进屋，看到罗党代表，拘谨地敬了一个礼。罗荣桓招呼他坐下，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他：“听说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辩解道：“那个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边听边披上已经烤干的上衣。他耐心地听完黄的话，说：“哦，这么说来你打人是对的喽。”他把手放在火上烤着，停了一会，又抬起头看看黄永胜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
黄答不上来。
“怎么？你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
罗荣桓接着耐心地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黄永胜承认了错误。
当时，士兵委员会有时也摆脱不了体罚这种封建军队坏作风的影响。对犯了过错的官长，他们也用体罚的办法来对付。九连的曾连长就曾因违犯群众纪律而被士兵委员会打了屁股。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赶到九连来处理。这时，恰好士兵委员会又决定要打排长曹响的手板。
曹响原来是湖南起义农军的一个大队长，“八月失败”以后将他调到九连当排长。他认为这是降级使用，心里很不高兴。其实，因为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当排长也是不太称职的。每逢他带操，口令总是喊不到点子上。做示范动作，连个“枪上肩”也做不好。他一带操，有些战士就忍不住要笑。他一见战士笑就骂，谁要不服就打。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赌钱。在红军里既没有纸牌，也没有牌九，他赌瘾发作时就悄悄找几个人用一个铜板猜字背。输赢也不大，就是分来的一点伙食尾子。曹响赌钱的事很快被士兵委员会发现了。士兵们早就对曹响的军阀主义不满了，这一回岂能轻轻放过。连的士兵委员会决定，当众给他以打手心的处罚。
罗荣桓到九连，知道这件事后，把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找来开会。他仔细听取了委员们关于曹响情况的汇报，然后问大家：
“官长打士兵对不对？”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对。”
罗荣桓点点头，“是啊，官长打士兵是要记过扣发零用钱的。官长打士兵不对，可士兵打官长难道对吗？官长打士兵要受处分，士兵打官长就不受处分，你们看，这样做公道吗？”
一位委员嘟嘟嚷嚷地说：“可他赌钱啦！”另一位委员又补充了一句：“他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骂起人来可难听了。”
“那也不能打啊！”罗荣桓耐心地说，“无论是官长打士兵，还是士兵打官长都解决不了问题嘛！他有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他，教育他，为什么要打呢？你们这一打，他今后在连里怎么工作？”
在罗荣桓的耐心说服下，九连士兵委员会终于撤销了打曹响手板的决定。
罗荣桓不仅大力发扬政治民主，反对打骂士兵，而且十分注意发扬经济民主，坚持在物质生活上官兵一律平等。他在当连党代表期间对连队伙食抓得很紧。他要求每天的正副采买都由班里轮流选派，正采买由各班正、副班长轮流担任，从另一个班选一位战士当副采买，必须两人同行，以便互相监督。他还要求司务长在士兵委员会监督下及时清理、公布账目。凡是发衣服、分伙食尾子和零用钱，他都要求先战士后干部，干部和党员必须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在士兵委员会成立初期，由于受到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情绪。打土豪领来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全连平分。但罗荣桓认为，这同军阀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还不是主要问题。一九五六年他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这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眼的。”“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六十四页〕
坚持实行民主主义，使战士认识自己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主人翁，从而成为自觉的战士，这正是罗荣桓经常考虑、大力抓好的一件主要工作，也正是第三营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的重要原因。
第四章 古田会议前后
…………………………古田会议以前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红四军歼灭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个团，攻占长汀，打开了闽西局面。在长汀，部队番号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队，连改称大队。第二十八团主力编为第一纵队，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九支队长是张宗逊。
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一些争论。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时期即已产生，有的人对党支部决定连队的问题有怀疑，有的党员认为党的严格纪律约束了个人自由。此外，虽然经过了“八月失败”，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尚未为当时红军领导人所普遍接受。
关于这次争论，罗荣桓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会议还争论了究竟是政治部出布告，还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在会上，还有人认为，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集中，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家长制。他们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如此等等。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这些主张完全切合部队实际情况，效果都是明显的。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败。“八月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牵涉到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更是必须坚持的。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七月底，蒋介石发动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①留在闽西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与此同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状况和红四军“七大”中的分歧意见。
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出师不利，朱德决定，回师闽西。九月，第二、三纵队和一、四纵队会师后打垮土著军阀福建暂编第二旅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时，由于实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问题无论巨细都毫无准备地拿到会场上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红四军“八大”在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以后，“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①〔熊寿祺：《红四军状况报告》，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这次会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在会上，罗荣桓等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但是，毛泽东仍然留在闽西。
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