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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工人、农民志愿组织的武装，就不能强迫。捆绑不成夫妻，用强制的方法并不能巩固部队。打梅县后，第二纵队几乎天天枪毙逃兵，还是跑掉那么多人，就是一个证明。
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罗荣桓又领导全纵队建立了定期检查古田会议决议贯彻执行情况制度和党课教育、士兵教育制度，同时健全了支委会、支委和小组长联席会、支部大会、小组会和党员定期向小组长作汇报等制度。
在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过程中，罗荣桓还学习了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早在井冈山上，罗荣桓就听到过“红旗打得多久”的议论，但要对其进行说服却颇为费力。读了这封信，他感到有了澄清悲观情绪，进行形势教育的锐利武器。这封信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时，还将此信印发给山东军区各战略区负责人，并加按语说：“该信是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马列主义者观察问题与掌握形势的典型”，要求大家研究学习。
在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很快互相熟悉起来。罗瑞卿一九二九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由上海赴闽西组建当地红军。他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受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罗瑞卿，一九七二年在被监禁时回忆道：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但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红四军在江西吉安以东的水南、施家边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旅。部队随即转入赣南分兵发动群众。
三四月间，罗荣桓等率领第二纵队到达赣南的安远、寻乌地区。这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过罗荣桓等政治干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即：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第二纵队经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掌握了这“七部曲”，群众工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部队一驻下，战士们主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都分给了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还派人挨家挨户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了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了东西赔了没有。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队伍一出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
几个月的功夫，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引起了前委的重视和注意，罗荣桓等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一九三○年五月，赴上海党中央出席全国红军会议的红四军代表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深入第三纵队
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连续混战的有利时机，转战赣南闽西，获得很大发展，又组建了红六军、红十二军。一九三○年六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立三路线命令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在汀州整编，组建了第一军团（开始曾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红三军（原红六军）、红十二军。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
早在二月陂头会议①以后〔二月七日在吉安县陂头镇召开的红四军、五军、六军和赣西特委负责人联席会议。第五军彭德怀等为赣江所阻，未出席〕，朱德、毛泽东便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而任命林彪为红四军军长，潘心源（即彭清泉）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中活动，不能到四军任职，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四月一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即重新物色四军政委的人选。
林彪打仗很稳重也很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人的伏击。但个性很强，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别人颇难同他共事。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来，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陂头会议后，四军政委实际空缺。作为红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毛泽东建议由罗荣桓代理四军政委，前委同意毛泽东的建议。
红四军共有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老二十八团，战斗力很强。二纵队经过罗荣桓等近半年的辛苦工作，也赶上来了。三纵队原是老三十一团。在汀州整编时，为了加强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的第十二军的战斗力，已将其成建制调到十二军，而将原十二军的第二、三纵队调入红四军组成新的第三纵队。当罗荣桓到任时，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纵队。部队转移到江西后，这个纵队有许多福建籍战士因家乡观念严重，纷纷开小差。第十九大队在汀州原有一百八九十人，到了瑞金，只剩下七八十人。兵员不足，他们只好打了一面“扩大红军”的三角旗子，沿途招募，又补进了不少江西籍的战士。罗荣桓非常注意对这支新部队的培养、锻炼。到瑞金后，罗荣桓便把行李搬到第三纵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
一天，他带了三位干事、一位勤务兵、一位马夫来到第三纵队的特务大队。
经过同战士们一道生活，罗荣桓发现，部队扩大以来，团结问题突出起来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大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大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这位大队长又有点军阀残余，古田会议以后打人固然不敢了，嘴里骂骂咧咧的却仍然是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于是，吵架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后，出席了大队的支委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支委会上，大家又扯起了吃不吃辣椒的问题。罗荣桓发了言，他说：“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太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这个大队几个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一定要团结起来。
罗荣桓离开特务大队后，又走访了几个大队，发现福建人和江西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普遍存在，除生活习惯不同外，语言不通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召开了专门研究和解决团结问题的政工会。罗荣桓在会上说：“福建的同志刚从地方上出来，讲话别人听不懂，他们坐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不是什么小宗派、小集团，当然，福建的同志也要学国语①〔当时用语，即普通话〕，你们干部今后向部队讲话，要学着讲国语，不要讲土话。在这个问题上，干部也要用自己的带头作用去影响战士。今后，部队还会不断发展，五湖四海的人都会碰到。如果不会讲国语，指挥部队就会发生困难。”
会后，由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团结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不会打仗的问题又突出了起来。红一军团由广昌转移到兴国集结后，于七月十一日北上。路过吉水的一个夜间，红四军正以第一、二、三纵队的序列行军。三纵队一些新战士看到前面有人打手电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慌里慌张往路边的树林子里躲。乱了好一阵子才把队伍整理好。七月二十四日部队进驻樟树镇后，一、二纵队在赣江边警戒，三纵队驻在镇子里。也是在一个夜间，一、二纵队发现江里有敌人的汽划子，便用机枪扫射。三纵一些新战士听到机枪响，又乱了起来，用当时的语言讲，就是发了一阵“妖风”。于是，有人编了顺口溜，嘲笑这支新部队“走路走不动，打仗发妖风”。
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吩咐三纵队政委张赤男将大队以上的政治干部找来开会。在会上，罗荣桓针对部队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一个手电筒就把我们搞散了，听到机枪响就发妖风，怎么行呢！”听到罗政委的批评，大家都低下了头，感到非常惭愧。他们说，许多战士连手电筒也没有见过，连机枪响也没有听过，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罗荣桓听完他们的解释，口气缓和了一些。他耐心地说：“打仗，谁也不是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会的，都是学会的。兵要靠干部带。”他要求干部以自己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影响和教育战士，要手把手地教，通过放哨、夜行军等活动锻炼新同志的胆量，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在文家市战斗前，罗荣桓又到三纵队进行动员，这一仗，三纵队打得很好。通过这次战斗的洗礼，这支新部队逐渐锻炼出来。
在樟树，罗荣桓返回军部。这时，在红军中开始建立青年工作。为此，将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肖华调入红四军任专职的青年委员。当时，肖华才十四岁。罗荣桓同他亲切交谈，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