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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顾祝同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曼谷的首脑会晤上，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财长聚集一起，召开了第二次全体财长会议。
这次，中国财长明确提出，可以减免部分国家的战争债务，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齐心协力的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帮助中国消化掉巨额的战争债务，不然中国政府将在替他国偿还债务的时候破产。
显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白了，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破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所有承诺都将无法兑现。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动荡，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显然，在战争结束时候，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更需要一个可以让企业获得发展机会的经济环境，而这一切都系于中国当局。
结果就是，在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大部分国家的财长接受了中国财长的建议。
两个月之后，同盟国集团财长会议在中国苏州的一座封闭式园林里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战后的金融秩序。
可以说，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在该会议上建立起来的金融秩序，也被称为“苏州园林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在战场之外，取得的最为重大的胜利。
原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就是，华元是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而其他货币全部与华元挂钩，采用固定汇率，因此货币间的结算将以华元为基准。
白了，就是黄金不再具有贸易结算的功能，华元将取代黄金，成为具有储备价值的全球硬通货。当然，中国也得为此做出担保，即华元与黄金的比较为单一的，任何国家都能够用华元在中国兑换黄金。
看上去，这是一种合理的体制。
要知道，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黄金储备量从战前的不到两千吨增加到了一万六千余吨。增加的筹备中，有部分来自同盟国集团成员国，不过绝大部分来自战败国。根据中国政府在战后公布的一份资料，日本在战败的时候，有大约一千吨黄金被运往中国，而美国在战败的时候，其储备的将近一万一千吨黄金全部在一个月之内被运到中国。
问题是，与巨大的经济总量比起来，中国的黄金储备根本算不了什么。
显然，这也正是“苏州园林体系”存在的最为严重的弊端。
第六百一十八章 短暂的繁荣
“苏州园林体系”不是顾祝同的作品，而是英国人罗杰斯爵士的杰作。
只是，这套金融体系的核心是确保华元在世界金融中的霸权地位，即通过让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挂钩的货币，而其他货币全部与华元挂钩，来保证中国在战后的国际贸易中所拥有的霸权地位。
显然，这套体系并没有对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秩序做太多的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决定了“苏州园林体系”是一个短命的金融体系，其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
只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苏州园林体系”的巨大价值。
事实上，在大战结束的时候，根本没有其他金融体系能够解决战争所带来的问题，即巨大的战争消耗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
要知道，如果把世界做为一个整体，那么战争就是纯粹的消耗，投入战争的每一份钱都被消耗掉了，而且不会产生任何回报。问题是，人类文明的经济体系本身是一个能够产生回报的生产与消费循环系统。也就是说，当战争所占用的资源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那么战争就会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可以说，这场大战已经从根本上毁灭了战前的经济环境。
巨大的战争消耗，让所有国家都不堪重负，即便是中国，其经济环境也不比其他国家好多少。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战争很快就将再次降临。
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其他的解决办法。
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就提出过，应该让战败国承担战争赔款，以此让战胜国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白了，就是让战败国来填补战胜国的战争消耗。
问题是，这只能解决战胜国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战败国的经济问题。而战败国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更是世界经济恢复正常秩序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显然，这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将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向战败国索要赔款。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没有任何帮助。
要知道，法德关系在战前迅速恶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德意志第二帝国不肯放弃法国的战争赔款，而全球性经济危机又让法国无法支付赔款，使得法国当局只能在经济崩溃与战争之间做出选择。
正是如此，在英国战败之前，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就在赔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战败国不支付战争赔款。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并且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接受战胜国的全面改造。
当然，赔款解决不了经济上的问题。
可以说，要想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国际金融体系。说白了，这就是用金融手段来赖掉战争欠款。
在大战爆发前，各主要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有固定的兑换比例，并且又此形成了货币间的兑换比例。如果这套体制维持下去。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消化掉巨额的战争债务。
在“苏州园林体系”中，与黄金挂钩的就只有华元。
也就是说，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能够解决掉战争债务问题。
这就是，中国中央银行发行足够多的华元。
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如果发行的华元超过了中国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那么华元就将破产。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中国中央银行把储备的黄金全部拿出来，也无法兑换在市场上流通的华元。
只是。这个问题不会立即浮上水面。
主要就是，世界各国在战后都要进行重建。因此需要大量货币。此外，随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也需要更多的流通货币，因此对硬通货的需求将急剧增加，而华元就是战后的硬通货。即便在各国经济复苏之后，因为华元是唯一的硬通货，因此也会被各国当为储备货币。
问题是，这只是把问题掩盖了起来，而不是解决掉了。
等到经济出现了问题，比如发展停滞，那么这个问题就将暴露出来，甚至会来一次大规模爆发。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大战结束之后，在新金融体系的维持下，全球经济欣欣向荣。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后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市场，使得各国的企业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加上民众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释放，因此各国经济都发展得非常迅猛。一时之间，甚至有人认为，人类文明进入了黄金时代，再也不会有经济危机了。
显然，这太乐观了。
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也是一片繁荣，也有人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经济危机。结果就是，大战结束十年之后，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就到来了，而且由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大战之后的这次大繁荣，持续了二十年，也就是到七零年代。
让大繁荣结束的，也是一场战争。
这就是中国出兵干预危地马拉内战的危地马拉战争。
这场战争的根源是中德对抗。在大战结束的时候，危地马拉爆发了以摆脱强国控制为目的的“第二次独立运动”，而主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危地马拉独立与民主阵线”，该组织具有很强的中国背景。危地马拉的内战持续了不到两年，反政府武装就攻入了首都，该国政府则流亡到了墨西哥。结果就是，墨西哥立即出兵干预，并且在联合国谴责中国暗中支持危地马拉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在墨西哥的协助下，危地马拉政府军在一九六四年收复了首都危地马拉城，并且把反政府武装赶到了该国南部地区。在此期间，危地马拉爆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政府军以协助、或者是曾经协助过反政府武装为由而处决，其中不乏未成年人。一九六六年，中国在联合国推动通过了谴责危地马拉政府的决议，并且当即宣布与危地马拉断交，并且召回了驻墨西哥外交人员。当年年底，中国正式通过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出兵危地马拉。虽然中国名义上是代表联合国去结束危地马拉的内战，但是实质是则是要铲除亲墨与亲德的危地马拉政府，扶持亲华政权，从而控制这个紧挨着墨西哥的中美洲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出兵危地马拉。
当时，除了危地马拉之外，其他的中美洲国家都是由亲化政党掌权，而且中国在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强大了。也就是说，即便危地马拉由亲德政权控制，也不会危及到其他中美洲国家。
只是，中国当局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忧。
这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会以危地马拉为基地向南扩张，而危地马拉的民主革命失败之后将影响到其他中美洲国家。
结果就是，中国当局选择了出兵干预。
这是大战结束之后，第一场两个世界级大国的进行间接对抗的战争，而且也是一场对战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战争。
中国的军事干预行动从一九六六年底持续到一九七四年初，在八年多里，中国先后向危地马拉派遣了近五十万官兵，动用了上万架飞机、与几乎三分之二的海军舰队，还武装了数十万危地马拉的反政府军。
虽然战争的结果对中国极为有利，即在一九七四年，联合国正式承认了由“危地马拉独立与民主阵线”组建的中央政府，但是这场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却直接导致中国国力大衰退。
在这八年多里，有五万多名中国军人丧生，还有上万人失踪，中国的直接战争开支与损失高达四万亿华元。别的不说，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总共损失了六千多架作战飞机，其中近五千架是直升机。
显然，巨额的战争开支是中国难以承受的重负。
早在战争结束之前，中国当局就开始为之做准备。
比如，一九七一年，中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即把黄金定为非输出性战略储备。也就是说，属于战略储备的黄金不得以任何方式输出到国外，即便这些黄金本来就不属于中国。按照这部法律，中国承认其他国家储备在中国的黄金，特别是做作为金融支付中介的黄金，但是这些黄金必须储备在中国中央银行的金库里面，而且只能做为国家间贸易结算的中介。
当然，这部法案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控制黄金。
控制黄金的原因，显然是华元作为硬通货的地位已经受到了动摇，而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国当局为了支付战争开支，不得不向中央银行举债，而中央银行所做的就是印制更多的钞票来抵消政府债务。
总而言之，流通的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华元贬值在所难免。
仅仅四年之后，即一九七五年，中国就主动废除了“苏州园林体系”中对华元所做的规定与限制，即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浮动调整。结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