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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歌词在当时中国已有三种译文，都不大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上口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重新配译中文歌词。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8拍，不易唱好。瞿秋白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青年革命家（2）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由上海迁往北京。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屠杀，死伤工人500多人。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李大钊准备为瞿秋白在北京大学谋取教授席位，执教俄国文学史，北大迟迟不发聘书。不久，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并参加编辑《向导》，为这些刊物撰写稿件。他还抽空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大多发表在上述报刊，这是他的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精辟地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者，是决不过分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可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推动下，从1922年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二七惨案发生，加快了步伐。瞿秋白全力投入促进国共合作的活动中。
1923年6月，瞿秋白来到南国珠江之滨的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并与陈独秀、张太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一起，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马林在会后写信给越飞说：“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也出版了。瞿秋白为《新青年》写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中国革命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陈独秀为《前锋》写的《本报露布》却一口否认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说“只愿打头阵”，“不敢说是领袖”。他们两人的意见分歧，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越往后，这两种思想分歧就越大，终于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二、鲍罗廷的助手
孙中山为了推进国民革命，需要联合苏俄，争取军事援助。1923年下半年，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到苏俄考察。蒋介石赴俄前，两次邀瞿秋白、张太雷畅谈苏俄历史与现状。10月，苏俄政府根据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派遣鲍罗廷来广州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占据广州，并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需要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为此，鲍罗廷必须选择一位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精通俄语的中共党内重要成员担任他的助手，以保持他与中共领导层的联络。这样，瞿秋白便成为鲍氏助手的当然人选。
何以如此呢？首先，瞿秋白在旅俄期间，以他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向往，以及他精湛的俄语水平，博得了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欢迎和信任。入俄之初，瞿秋白就与俄共在远东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后来，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而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其次，在中共党内众多人员反对国共进行党内合作时，瞿秋白以其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从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的信赖。马林称赞瞿秋白是中共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党内“惟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惟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
于是，鲍罗廷根据马林的推荐，甚至未与中共中央认真协商，就指名把精通俄语而又聪敏能干的瞿秋白调去广州。这件事，在中共领导层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以致两年多以后，蔡和森在他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不忘记此事，他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
10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赶到广州。年底，李大钊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然后到达广州，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一个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
南国春来早。广州东山春园鲍罗廷的公馆里春意更浓。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家，都聚集在这里，紧张地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瞿秋白就住在鲍罗廷的公馆，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鲍罗廷经常邀请李大钊及其他中央人士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便是由鲍罗廷、瞿秋白、胡汉民、汪精卫等草拟的；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讨论。廖仲恺、蒋介石等参加了讨论。瞿秋白把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译成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
瞿秋白在广州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身边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事宜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李大钊以及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需要瞿秋白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相互十分信任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信任的关系，鲍罗廷相信瞿秋白应该而且能够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1924年1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上明确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不能为广州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当时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孙中山准备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确立新的党纲和党章。由于广州离内地较远，交通不便，又与北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上海发行，对全国影响甚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鲍罗廷特别重视上海国民党的工作，并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之所以这样做，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瞿秋白来贯彻他的改组意图，并加强他以及中共中央与内地国民党之间的联系。鲍罗廷又一次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而赋予瞿秋白以如此重要使命，充分显示出他对瞿秋白的高度信任。然而，鲍罗廷采取如此不尊重中共领导层的做法，也为瞿秋白后来与中共某些领导成员之间的纠葛留下了隐患。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2月7日到达上海，开始积极参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民国日报》在政治上开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它为新近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拥护苏联运动积极辩护，因而引起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猜疑和反对，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声称《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则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四五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协定问题的谈判的消息传开，更引起坚决否认北京政府的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孙中山这时也接连致电鲍罗廷和加拉罕，要求苏联放弃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努力。随着中苏协定于5月31日在北京签订，国民党内右翼势力一时群起鼓噪，许多国民党人公开主张与苏联断绝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等中共党员不得不挺身而出，与右翼国民党人进行斗争，孙中山虽出于取得苏联援助的目的，说服了国民党内主张断绝与苏联关系的党员，但却难以平息党内右翼势力对中共党员无条件拥苏态度的强烈不满，致使国共两党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
对此，中共中央领导层不能坐视不理。陈独秀很快提出使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合法化的主张，要求瞿秋白通知鲍罗廷，设法支持中共“在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