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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则这么表示支持邓小平的意见：《决议》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应该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有所区分：
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
即便是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江青，陈云也坚决反对所谓“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
当时，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函邓小平：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屈武的信，代表了众多深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人们发出的“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然而陈云却在冷静地思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时，陈云明确表示江青“不能杀”。陈云的理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当时的中共，有着“十二老”。这中共“十二老”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彭真、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
“十二老”皆老，开始考虑交接班了。
陈云说：“（老干部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
陈云当过7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意识到干部青黄不接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休息时，写了一份书面意见《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回北京时送给邓小平一份，送给胡耀邦一份。
邓小平看了，说道：“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8日，陈云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六七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写出《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
后来，陈云的《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这份文件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阅读。
陈云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关于提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的12条建议。
陈云指出：
有人认为“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过去常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当然，中青年干部没有老干部那样丰富的经验，这正是一般中青年干部的必然现象。但是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材的。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老干部还不是二三十岁已经担负了重要工作？老干部都是经过青年时期的锻炼，才逐渐成为成熟的中年干部、老年干部。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陈云强调：
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领导干部。这种办法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办法，也是应该努力去做的办法。
陈云提出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观点，虽然已经受到过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成为中共高层领导开始新老交替的会议。
在这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由于考虑到华国锋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中有功，这次会议仍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增选赵紫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这样，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6人，即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1981年7月2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作了题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
陈云说：
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只有32岁；里根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40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
陈云谈及，在中国，“提50岁左右的人，现在可能争论少一些。我只说‘可能少一些’，并不是说没有争论”。
陈云举了李鹏为例：
我看了国务院部长的名单，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叫李鹏，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是学电的，回来以后在小丰满工作，我参观小丰满的时候还看见过一次。中央组织部第一次提出来的名单里头不是李鹏，到第二次，名单变了，是李鹏。这件事情刘澜波同志是力争的，说一定要提李鹏。为什么呢？他年纪轻，而且搞电是内行。刘澜波同志还跟我打了招呼，要我注意一下。就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解放以后在电力部门工作了20几年，还有争论！所以，我说，提50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但不是没有争论，会有争论。
陈云再三地说，必须“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清理“三种人”
陈云大力提倡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之际，特别告诫人们：
“绝对不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
1981年7月2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了“文革”中那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王洪文。
这时，邓小平便插话道：
“1975年，他（笔者注：指王洪文）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正因为这样，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都不能不对“王洪文式”的人物格外注意，格外警惕。
此后，陈云在1982年7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强调了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警惕“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陈云说：
党的干部交接班的问题历来是党的一件大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严重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现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来进行这项工作，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对于提拔青年干部要注意：
一方面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决不是提拔几个或几十个；另一方面，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从此，“三种人”成了一种专有名词。
1982年9月6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强调了要警惕“三种人”。
陈云说：
关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
除了“三种人”之外，陈云还提出要警惕另外“两种人”。陈云说：
除了这“三种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
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82年12月30日，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
1983年10月12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强调了清理“三种人”的问题。
陈云指出，“三种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
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对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有一批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大家都知道，容易认识。最危险的是党内混进了一批“三种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藏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
“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现在表现很“听话”，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类人很赏识。
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
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又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
通知指出：
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既要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