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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依然是“低调子”。
尽管陈云推辞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但是那时中国经济刚从“四人帮”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急需调整，在大家一致的要求下，陈云最终还是答应了。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此信现收入《陈云文选》，表明是陈云起草的，只是开头一段名单，在收入《陈云文选》时删去了：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12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在这封信中，陈云和李先念谈了对于经济工作的几点纲领性的意见：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建设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样，陈云又开始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只建立了一年。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时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成员。
1979年7月1日，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陈云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所以，在这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陈云担任了一年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担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很快地，他卸任了，把担子交给了年轻的一代。
“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在1956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曾讲过这么一段很生动的话：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陈云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他也踱起方步来，成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第35章 德高望重（2）
陈云依据过去的教训，再三告诫人们，在经济建设上务必防“左”，务必吸取“左”的教训：
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陈云提醒人们：
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
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陈云以为，开放改革是新事情，缺乏经验。他提出一个着名的口号——“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陈云此言一出，许多人对“摸着石头过河”不以为然。
陈云对人们的议论也不以为然，他依旧在不断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性。
陈云一次一次地强调谨慎的重要性：
做好经济工作，一定要谨慎从事，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一点。所谓谨慎从事，就是说，制定一项经济政策，采取一个重要措施，都需要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而不能头脑一热就做决定。
这“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注释，同时也是陈云性格的体现。陈云一生，向来“稳稳当当”，从不“毛毛草草”。所以，这一段话，是陈云自身形象的生动写照。
陈云强调“宁慢勿急”：
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定案时宁慢勿急。
陈云提醒人们：“我们是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
当时，许多人热心于借外债。陈云这么说及：
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陈云说，他并不反对借外债，“可以借不吃亏的外债”。
他提醒人们，有的外债“年利息高达15％左右”。他形象地加以比较说：“过去当铺年息是18％！”
陈云的话，有很多是颇有价值的，在当时也是起了很好作用的。
为棘手的宝钢问题拍板
在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之初，陈云这位“调整大师”又一次确定了调整的方针。
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蒙受极大的摧残，在华国锋主政时，又急于求成，新上了一大批建设工程。当时，全国正在上马或者已经上马的大的建设项目达1700多个，小的则有几万个。可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么多新建项目。
“调整大师”下令调整，把许多项目缓建或下马。
陈云在调整中，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问题。
建设宝钢，是华国锋主政时定下的大型建设项目，这一项目已经在1977年仓促上马，1978年12月13日破土动工。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华国锋受到批判，这一项目也引起争论，认为这是华国锋“贪大求洋”。
在纷纷议论之中，可以归结为三类意见：
一是停建；
二是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买关键设备；
三是全部从日本进口。
众望所归，人们企求陈云“拍板”。
中共中央也决定，委托陈云对宝钢问题作出决策。
这时，形势十分逼人。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的引进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宝山。如果要停建的话，中国将要蒙受沉重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上马的话，又得付出巨大的资金。可谓已成了骑虎之势，进退两难。受命拍板的陈云，却照样保持“稳稳当当”的作风。他先是在北京听取各种意见。
他先请薄一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干部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细研究了中央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之后，于1979年5月底专程到上海实地调查，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干部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他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做法的资料。回到北京之后，他又一次听取了冶金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并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会议进行讨论。
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通过方方面面交换意见，陈云的看法有过三次反复，最后得出明确的结论。
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关于宝钢仓促上马，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所致。
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老老实实地讲述了自己对宝钢问题的认识过程：
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5月11日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
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
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陈云经过调查研究，细听种种意见，最后作出决断：
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
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
就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上海宝钢“干到底”。
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宝钢，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陈云关于宝钢的决策，已经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宝钢已经成为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钢的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
“鸟”和“笼子”
在开放、改革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了人们探索的新课题。
搞活经济、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对此，陈云说了一番话，作了“鸟”和“笼”的比喻。
陈云此言一出，在海外颇为引起注意。海外一些人把陈云这番话，称为“鸟笼经济”理论。有人把陈云的话曲解为经济是“鸟”，社会主义制度是“笼”，并由此把“鸟笼经济”视为“保守派经济理论”，把陈云视为“保守派经济专家”。“鸟笼经济”这一提法，只限于海外而已，在中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