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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个小心谨慎而又寡言少语的人。
他侧着头倾听着朱德的陈述，两眼直盯着对方上下打量着，突然若有所思地问朱德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朱德当即回答，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了比较，他直截了当地说，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自己可以在功名利禄中选择，可以在滇军、川军中选择，也可以在旅长、师长中选择；而为国家民族，却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选择，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选择。
如今，摆在面前的是有两条路，但他要走的只能是后者，也可以说别无选择。
他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求跟着共产党走。
朱德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他要求加入共产党，绝不后悔，也永不背叛。
听完朱德的回答，陈独秀沉思片刻后，立即答复说：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随时准备为它献出宝贵的生命。
朱德当即表示只要组织需要，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陈独秀不以为然地摆摆手，他说像朱德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
他奉劝朱德不要加入共产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
那样对革命和他本人都会有好处的。
（5）
陈独秀的一席话，像一瓢冷水泼在朱德的头上。
这分明是把他拒之于党门之外嘛！他拼死从旧营垒中冲出来，陈独秀不仅不欢迎，还要把他再推回去。
他和孙炳文都像被污辱了人格一样，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惆怅，慢慢走出了陈独秀那间小屋。
朱德十分痛心，彻夜难眠，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就无权信奉马克思主义？难道在革命的新秩序中，真没有朱德的立足之地？陈独秀无情的拒绝，没有使朱德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
经过几天的思考，反而使他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更坚定了。
他明白了共产党不是国民党那样的党，不论什么人只要提出入党申请就可以入党。
他从失望的痛苦中走出来后，对孙炳文说：“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
我深信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到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朱德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强者，他的行动准则是：认定了的事就干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一生都是如此。
他同孙炳文商定，按照原计划到欧洲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真理。
“1922年”是朱德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他转轨的一年。
他从笃信孙文学说转信马克思主义，从为缔造共和拼杀疆场转变成为了寻求真理而远走天涯。
4年之后，朱德再次出现在陈独秀面前时，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时，陈独秀对他已刮目相看了，不仅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委以重任。
先派他在上海、南京一带搜集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的情报；后派他去湖北、四川争取四川军阀杨森支持北伐战争。
1922年9月初。
朱德乘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缓缓离开上海黄浦港，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行。
安吉尔斯号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水天一色，茫茫一片汪洋，偶尔有几只海鸥伴着轮船，在蓝天上翱翔。
大海，对朱德说来是陌生的。
他生在大山中，长在大山中，最熟悉的是山。
连绵不断的大巴山，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深邃莫测的大凉山，他都见识过。
水，他也不陌生，孩童时期淌过家乡的小河，长大了才见到奔腾的嘉陵江，从那时起，他才知道江比河大，水要是发起怒来，比野兽还凶猛；后来又见过一泻千里的长江和万马奔腾的黄河。
江河是雄伟壮观的，但比起大海来，那就渺小多了。
看到大海，看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他的心胸和眼界一下开阔了。
他站在甲板上，面对大海，凝望着沉思着，遐想着大海的那一边该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次难忘的航行中，朱德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他同船的除老朋友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史逸、史尚宽、夏秀峰、李毓九、李景泌等十多人。
这些将要步入异国他乡的华夏赤子，常常聚在甲板上“摆龙门阵”。
他们相互作着自我介绍，畅谈着个人的出洋打算和未来的抱负。
当他们知道朱德曾是蔡锷麾下的一位将军，时年36岁，在同行者中是位长者时，有位朋友怀着敬重的心情问道：“玉阶兄，已过而立之年，放着将军不当，漂洋过海，不远万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何必曰利。
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
朱德学着对方嬉戏腔调，用文绉绉的话回答着，逗得大家都捧腹大笑。
他却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下去：“年龄大点，有啥子要紧。
我听说勤工俭学的先行者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是54岁时举家赴法，去勤工俭学；徐特立是43岁，黄齐生是40岁才出国留学的……你们说，他们哪个比我小呀！”
朱德扳着指头跟大家讲起这些故事，还挺认真的。
（6）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他也更加敬佩了。
邮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科伦坡、孟买入红海，再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邮船行驶得很慢，每到一个口岸，都要停留一两天，有时甚至三四天，以便补充淡水、燃料、食品和检修。
朱德一行抓住这个难得机会，上岸去观光各地的风土人情。
一路上，他所看到的一切与他想像中的外国完全是两个样子。
在南洋一带，他看到许多离乡背井去寻找生活的骨肉同胞，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而花园洋房里住着的庄园主、资本家，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在非洲，黑人的悲惨生活，更使他万分惊讶。
他目睹了这一幕幕的惨状，深有感触，原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充满着苦难和黑暗。
安吉尔斯号邮轮，经过40多天的漫长航行，最后到达了法国的第一大港马赛。
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就换乘火车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号称为世界“花都”的城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也不再那么美丽动人了，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
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战祸使其大伤元气，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座文明古城，沿街有不少衣衫褴褛的寡妇、孤儿、伤兵和乞丐，向过路的行人乞讨。
他和孙炳文一起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古迹。
他看到凯旋门虽已斑驳陆离，失去昔日风采，但依然宏伟壮观，它上面的图案记录着法兰西光彩夺目的历史。
当他登上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
他对铁塔的浩大工程和精巧结构，赞不绝口。
大家特地在铁塔前合影留念。
他们还参观了记录着法兰西文明和革命历史的卢浮宫、协和广场、共和国广场、拿破仑墓、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公社社员墙。
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
那是一个在年轻时就来法国谋生的人，但他依然眷恋故土。
一有空闲，就请朱德他们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
同时，他也讲一些在巴黎的见闻。
一天，他告诉朱德，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德急忙追问这些人在哪里，那位商人也是听朋友说的，更多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那商人带朱德和孙炳文去找到了那位朋友，弄清楚这个组织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是周恩来，但已经离开法国，去了德国柏林。
那个朋友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这一消息。
再次燃起了朱德找党的希望之火。
他和孙炳文商量后，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
周恩来这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委会宣传委员，正在柏林考察德国的劳工运动，但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留德学生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就住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里。
10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孙炳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
朱德有些吃惊，忙说要找一位叫周恩来的先生。
年轻人非常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并自我介绍是周恩来。
朱德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他不仅听说过，还读过在新近出版的《少年》杂志上周恩来写的论文《共产主义与中国》。
他非常欣赏周恩来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
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
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
（7）
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
他曾对孙炳文表示，周恩来的主张正是自己多年来所探索和追求的。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
他想共产党的领导人，又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年龄总不会比自己小。
这时的周恩来才24岁。
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转入正题。
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川音一字一板地叙述着他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
然后，话语铿锵地提出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受命做任何工作。
周恩来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着。
朱德前半生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都齐全。
在周恩来的经历中，还未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将军。
他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著地追求深深打动了。
以后，又经过了几次交谈。
他们从国内外形势、各种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详细交谈，气氛十分融洽。
周恩来向朱德和孙炳文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收他们为候补党员。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时，周恩来还特地叮咛他，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
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
因为，像朱德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去团结更多的人。
从此，朱德就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德国留德学生中开展工作，后来还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