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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非常之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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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对他的一生作一界定,可以说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

  没料想到,几天之后朱德突然接到杨森的电报,约他去重庆叙旧。

  他虽猜不透杨森的用心,但考虑再三觉得是非去不可。

  一则出川必经重庆,不见杨森,难以通行;再则有请不去,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他同金汉鼎商量之后,决定立即动身,应邀赴会。

(2)

  5月下旬,朱德同金汉鼎乘船沿长江而下,来到重庆,受到杨森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杨森是四川广安人,当年广安与仪陇同属顺庆府管辖,是朱德的小同乡,又是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时的小同学。

  他1913年离开川军投奔了滇军,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过队长,护国战争时,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曾与朱德并肩战斗在川南一带,与朱德的交情很深。

  1920年,川军和滇军大战,他率部反水,转身又投靠了川军。

  这时的杨森,刚刚接任了刘湘的川军第二军军长职务,并兼任着重庆警备司令,踌躇满志,正想争雄于四川,实现其独霸全川的野心。

  他深深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所以,他听说朱德和金汉鼎到了四川,喜出望外,格外高兴。

  于是,向朱德发出邀请。

  朱德和金汉鼎一到重庆,杨森便施出浑身解数,进行拉拢。

  陪着他们去看赛龙舟,游览名胜古迹,每天都是美味佳肴,待如上宾,酒后兴余,就摆起龙门阵,追忆往事。

  他们谈到了家乡顺庆府,谈到了顺庆府的中学堂,谈到了云南讲武堂,还谈到了纳溪大战。

  杨森为了套近乎,还乘兴吟诵了朱德当年写的一首七言诗:重光祖国借余晖,万众同心用力微。

  毳幕腥膻终寂寞,汉家子弟尽雄飞。

  喜当年富兼身壮,时正秋高又马肥。

  戎马少年半同学,倾心为国志无违。

  杨森想用乡亲、友情这个带子,把朱德拉得更靠近自己。

  龙门阵摆得海阔天空。

  这一天,杨森终于谈到了正题。

  他说:“玉阶兄,四川需要你,川军也需要你呀!衷心地希望你能留在家乡,助我一臂之力,把川军整饬成一支不垮杆子的队伍。

  眼下,可先在第二军里弄个师长当当,将来队伍发展了,弄个军长、司令什么的当当,凭你的才干,绝不成问题!”

  决心不再与军阀为伍的朱德,婉言谢绝了杨森的盛情邀请,表示准备出国去留学,去看看人家的革命是怎么个搞法。

  杨森一听朱德想去留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说:“玉阶兄真是奇人一个。

  我若没记错的话,仁兄今年已三十有六了,还漂洋过海,像娃儿学话那个样子,跟着洋人呀呀学语,不太累了嘛!我真弄不明白,你到底图个啥子哟!”

  杨森虽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

  江轮,缓缓驶出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

  朱德站在甲板上,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亲朋好友,告别了故乡的山水,出三峡、过汉口,经九江到南京,改乘火车,6月抵达上海。

  他在肇家滨路一个同盟会的朋友家里住下,花了几天时间游历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看到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的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挂满万国旗子的商船;他看到了外滩上矗立的高大的楼群和棚户区里连成一片的贫民窟;看到了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走在中国土地上;还看到了“红头阿三”在租界里欺压中国人民。

  最刺眼的是在外滩公园门口,挂着的“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这一切一下激怒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7月初,骄阳似火。

  朱德匆匆离开上海,乘火车沿津浦路到北京。

  这时,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本应都是收获的季节,然而他透过车窗看到的却是一片凄凉景象。

  连年内战,满目疮痍,田园荒芜,人烟稀少。

  面对此情此景,他忧心如焚,整个中国的劳苦大众都在受难呀!朱德走出前门火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到宣武门外的方壶斋胡同去找到了孙炳文。

  两人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尤为欣赏。

  孙炳文把自己的妻子任锐和连襟黄志介绍给朱德认识。

  朱德住下后,详细地向孙炳文介绍了唐继尧趁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出师北伐之际又杀回云南,顾品珍战死,罗佩金出逃,他和金汉鼎等一批滇军将领被追捕、抄家和通缉的情况。

(3)

  他极为愤慨地说:“是唐继尧逼着我亡命天涯,去另谋生路的。”

  第二天,朱德在孙炳文、黄志的陪同下,游览了古都北京。

  古老的北京紫禁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失去了昨日的辉煌,显得破败不堪,到处是野草丛生,更加衬托出今日的凄凉。

  孙炳文告诉朱德,如今里面仍住着清废帝溥仪。

  北京街头仍旧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味,那些封建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照样拎着鸟笼子,摇着扇子,招摇过市,见面之后还是弯腰、打躬、下跪,搞请安、问候的繁琐礼节。

  昔日的威风虽已丧失殆尽,但仍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臭架子。

  北洋军阀的达官、贵人,整天在吃喝嫖赌中过日子。

  朱德眼中的北京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封建主义的味道特别浓厚。

  旧官僚、军阀正在这里玩弄权术,把中国待价而沽。

  它与上海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封建的没落的腐朽的,一个是殖民地式的丑陋的罪恶的。

  几天之后,孙炳文陪同朱德乘北去的火车到宣化、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一带旅行。

  车过居庸关时,他看到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解决了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爬坡的难题,使中国人在建筑铁路的历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

  他说:“这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值得自豪!”

  当他换乘汽车来到鸡鸣山煤矿时,在井下却看到矿工们的繁重劳动,在昏暗的灯光下,满面黝黑的采煤工,浑身沾满煤屑,佝偻着身子把煤一篓篓背出矿井。

  矿工们的悲惨生活如同他在川南看到的盐工和个旧看到的锡矿工一样!干着牛马不如的重活,而终日不得温饱。

  他说:“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离开鸡鸣山,朱德与孙炳文继续北上,先后到了归绥和大同。

  他们凭吊了古战场,参观了王昭君墓和大同石窟。

  雄伟壮观的长城、星罗棋布的烽火台,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和广袤无垠的大漠荒原,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路上,孙炳文向朱德谈起了铁路、煤矿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地闹起工潮的事。

  孙炳文还告诉朱德,他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一个新党——中国共产党。

  这个党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朱德越听越感兴趣。

  他也想加入,希望孙能介绍介绍和李大钊见面。

  很不巧,李大钊有事离开北京去南方了。

  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正在上海。

  孙炳文建议去找陈独秀。

  朱德非常赞同,两人当即动身去上海找陈独秀。

  8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顶着似火的骄阳,迎着炙人的热浪来到上海。

  恰巧这时金汉鼎也到了上海,他带来一个最新消息,中山先生最近从广州来到上海,听说朱德一行在这里,他很想见一见。

  孙中山比朱德大20岁,是朱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驱。

  孙中山这次来上海,是因为他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他被迫离开广东经香港来到上海。

  目前,他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中,正谋划着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

  这天,朱德、金汉鼎等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寓所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来客。

  各人自报家门后,孙中山先生同他们一一握手。

  他握着朱德的手说:“你就是蔡锷麾下的勇将朱德!早已闻名,你们都是讨袁护国的有功之臣!”

  朱德答道:“作为革命军人,理应忠于职守,讨平国贼!”

  孙中山接着向朱德、金汉鼎、孙炳文等讲述了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的经过。

(4)

  他说:这是他在革命道路上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

  30多年来,他虽屡遭失败,但从没有这样惨,这样使他痛心!过去失败,毕竟是败在敌手之中,而这次却败于自己长期信赖的人的手中,教训沉痛。

  因此,他想借助驻在广西的滇军和桂军去讨伐陈炯明,夺回广州,再造共和。

  他希望朱德等人能尽快回到滇军中去,重振军威!为使部队能迅速调动,中山先生打算由香港先付十万大洋作为军费。

  朱德万万没有想到,中山先生对他如此器重,能够在这危难之际委以重任,真有点受宠若惊,但又很快冷静下来。

  他从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中,对国内长期的混战已不抱什么希望,对孙中山先生依靠这个军阀反对那个军阀的老办法也不再相信,他更不赞同。

  但他非常尊敬中山先生,作为中山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他不便当面去否定中山先生的作法。

  所以,只好对中山先生说:“我和炳文准备出国去,现在正在办理护照!”

  孙中山听到“出国”,开始有些惊讶,沉思片刻后,说:“你们一定要出国,就去美国吧!那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朱德想到欧洲去,因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因而,他非常委婉地对孙中山先生说:“我愿意到欧洲去。

  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很得人心。

  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运动,对我们中国革命会更有好处。

  另外,我是一个军人,还想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痕迹,学一学那次大战的经验教训。”

  时间过得很快,在亲切交谈中已度过了一个上午。

  临别时,孙中山还紧握着朱德的手,说:“革命前程远大,虽然各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

  好自为之吧!”

  金汉鼎当场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并表示立即动身去广西,动员那里的滇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争。

  几天之后,朱德和孙炳文在公共租界闸北的一所普通房子里,找到了陈独秀。

  经过孙炳文的介绍,朱德怀着殷切的希望,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说: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反革命篡夺了,孙中山先生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办法也失灵了。

  这一切证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从头搞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是个小心谨慎而又寡言少语的人。

  他侧着头倾听着朱德的陈述,两眼直盯着对方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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