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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仁很信任我，他多年琢磨出来的智慧，他的训练方法和奥秘，都跟我讲了。说写什么让我自己看着办。这本书有些特别尖端的东西没有写，但把大部分写了。
这部分内容很多人看了会有兴趣。不是一般的讲故事，而是告诉你一些方法，比如养狗是怎么养的，运动员是怎么训练的，哪一种方法会导致哪一种结果……这和他从小喜欢琢磨是分不开的。马俊仁从十四岁就赶马车养家，小男孩半夜三点起床，那时就知道马要喂五和（huo），从三点喂到六点，这五和一和一和怎么喂。
我在研究他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对很多智慧的东西缺乏总结。
人才知识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和理解也是个人文话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
五 从心理学角度重新诠释“马家军兵变”
当然，不能回避的话题就涉及到1994年“马家军兵变”。对“兵变”的阐释，对我来讲也有一点挑战性。
我既不想用一般的传统方式，比如说已经有一些不那么全面的文字，不足够客观的猛料，放在前面了。我再爆一些猛料，对比一下就完了。我不想用这些通俗的做法。当然我也不想回避这段历史，对这段历史如何梳理，写得真实又有独到的发现，这就是我要做的工作。
对此我有叙述冲动。有难点，才能有叙述的冲动。
马俊仁和那些运动员的冲突当时似乎也很激烈很尖锐的，那么，这个冲突的情结是什么样的？他当时五十岁，他的运动员大多数二十岁上下，三十岁的年龄差距在中国是典型的父女两代人 。他和这些女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父女之间的情结。而父女之间也可能特别爱，也可能特别恨，或爱恨交织。他们太像太像父亲和女儿的关系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太像父亲和女儿的冲突了。他们之间为什么演绎了这些故事？明明王军霞她们走了，马导特别生气。他说：走就都走吧，我现在培养新的，刷你们。你们离开我成绩肯定要下降。不刷你们，肯定出不了这口气。这是一种心情。但这个心情也是家长的心情。孩子出走以后，家长肯定这样想：你们走吧，永远不要回来。可是反过来，1994年分裂，1995年中日马拉松比赛，王军霞她们输了。他以为在电视前看了能够解气：谁让你们离开我的，你们肯定得输。看到她们真输了，他整个一个别扭。
这个别扭很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家长。如果我的孩子和我吵架出走了，我会生气赌气。子女真出了问题了，我也会难受
我的书在这一段有心理学的分析。我还披露了马俊仁对王军霞等弟子当时一些比较深的情感。
六 我尝试写得档次比较高同时又好读
我多少年一直在尝试，想写一个东西，档次比较高，同时又好读。这个事情非常难，经常不可两全。这本书我希望它写得比较好看，比较有趣味，同时又有一定的深度。在这时候，我要运用自己文学叙述上的、构思方面的、篇章结构方面的调动。
在我结束采访结束时，对马俊仁有言在先，书中的材料我都是有据可查的，可靠的，我不会给他编什么，一切按真实来，但观点是我的。他同意了，预先没有看过我的稿子。
作为一个作家，我要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我不是按照马俊仁的观点来写马俊仁，所以我不给他看未发表的东西。他也一点点开始信任我，后来达到完全信任。今天的新书发布会之前，他只在《晨报》上看到部分选载，今天到会场才看到书。
书出来之后，我打电话给王军霞，告诉她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希望她喜欢。王军霞说，因为没看过，不能发表任何观点，但是她说，千万不要把马导再卷到过去那种冲突是非里。我告诉她不存在这个问题。她说了一句，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我和马导过去虽然有过分歧，但那是非常次要的一面，我们最主要的一面是，我们曾经团结奋斗过，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有过幸福，有过欢乐，有过很多难忘的日月。那才是主要的。我告诉王军霞，等书出来之后，我会和马导共同签上名字寄给她。包括对曲云霞、刘东这样的老队员，我们俩都会签名给她们送一本。
总的来讲，希望这本书不是靠表面文字的刺激或某些“猛料”赢得读者，而是靠它的平实真实，深刻入微的独特理解来赢得读者。
最后是感谢，
第一感谢当初反复向我推荐介绍马俊仁的朋友。没有他们推荐和沟通，我很难和马俊仁合作完成这样一部作品。
第二，当然要感谢马俊仁，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能讲的都讲了，包括营养秘方，训练学都讲了。他反复说写多少是你的事情，说他一生中也很难有机会再这样讲。因为讲到其中的某些片断，他会很难受。马俊仁不愿意在人前难过，但是他在我面前难过好几次，讲话的过程中，一难过就跑到里屋擤鼻涕去了。
第三，感谢出版社金丽红、安波舜、黎波三个出版家，他们对这本书给予了支持理解。他们从封面设计到版式，包括对每一幅照片的解说词的推敲，都一一亲自打点。他们做书非常下功夫，非常敬业。
还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这本书的呵护。
谢谢大家。
柯云路：我为什么会写马俊仁？
希望对做出贡献的“边缘”化人物更多人文关怀
写《温情马俊仁》这本书，最初是一些朋友的推荐。过去我对体育领域没有写过，对这个领域也没有特别地关注过。介绍的朋友都是和马俊仁比较熟，对他比较了解的人。在最近一些年反复地向我推荐他，使得我最终对这个题材有了兴趣。
刚才在会前我和记者也谈了，实际上一个作家写到我这个年龄，写了二十多年书，对自己的写作时间是非常珍惜的。我往下的写作时间不是无限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得珍惜我写什么不写什么。只有觉得这个写作题材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而且在目前的情势下是优于我对其他题材的选择，我才会动笔。
那么，我为什么会写马俊仁呢？最近两三个星期《晨报》转载之后，不少记者希望对此进行采访，我在之前基本上采取尽量不说或者少说的态度，因为大家还没有看到书。
今天是新书首发式，书出来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背景，比如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做这个选择动机是什么，和新闻界的朋友们沟通一下。
一 关注那些为民族做出贡献的边缘人物
一，选择这个题材，首先因为它有人文话题。没有人文话题，一个再风光的人物我也不会动笔写的。
最近采访我的记者几乎都提过一个问题，说柯云路是不是给要马俊仁平反？或者换一个词，你是不是要给马俊仁翻牌？几乎所有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这样。
众所周知，马俊仁是中国在田径方面拿到金牌银牌铜牌最多的教练，可以说史无前例。他拿金牌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楚的程度。你现在问他，他只记得住那些比较重大的比赛中他拿到的金牌，而比较次要的、规模相对小一些的比赛已经记不清了。
这样一个取得伟大成绩的教练，同时又可以说一生人品正直。
那么，当人们知道柯云路写他的时候，竟然首先会提出是不是在为他“平反”、“翻牌”，觉得他是一个需要“平反”的人物。这起码说明，从我们社会来讲，像他这样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物，而且用我的话讲是一个天才人物，就好像数学领域里的陈景润，科学界的钱学森，是个天才人物，做出重大的贡献，缺乏必要的人文环境。
其实我一开始写他，很大程度出于一种同情。
当我一点点走近马俊仁的时候，发现他自以为对社会很了解，很有经验，但其实他很单纯。对社会上的许多东西，政治的东西，他不太了解，甚至可以说很天真。说句笑话，柯云路虽然没有他知名，但一般来说，像他这个年龄的城市文化人完全没听说过我也很少有。所以，当朋友向他介绍我的时候，满以为他会对我的名字很有感觉。可是他丝毫没有感觉，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我走近他的时候，自己的感觉也很不好。如果他了解我写过什么作品，或起码知道我写过一本《新星》，我们在交谈时也可以更方便的沟通，至少使他对我有一点点尊重。可是他毫无感觉，我对他的采访没有任何资源可用。
后来熟悉一点了，闲聊起来，知道他对社会上人们通常知道的许多影视明星也毫不知道，他甚至连自己孩子的生日都不太记得住。
为什么呢？
他一年365天高度集中在训练上，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整个社会和民族对马俊仁这方面的期望特别高，等于把他推到一个位置，他没有力量顾及别的了。
马俊仁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人。
此外，当我接近马俊仁的时候，发现这个东北硬汉实际上还有一点胆战心惊。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正常。他对外部世界有种紧张感。他领导的马家军训练基地不订报纸，不订杂志，一份都不订，他总觉得这些东西能伤害他，或者会搞乱他的训练队伍。在这方面他真是有点胆战心惊啊。
那么我想，也许是我们的某些做法，尽管有种种理由，有种种原因，有种种合理性，社会对这样一个在一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天才人物缺乏足够的呵护和保护。这起码说明我们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健全的地方。
这是使得我对一个人物有叙述冲动的一个基本点。
几年前我还用写小说的方式，在《龙年档案》这本书中写过山西的吕日周。我为什么写吕日周呢？也是因为他不顺。当然在作品发表之时，与媒体对他的宣传合了拍，但那只是后来碰巧的。在我想写他的时候他根本就很不顺。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批像李向南这样的改革家，政治上很理想主义，后来大多都不很顺，几乎在官场上都失败了，只剩下个吕日周，我在九十年代和他接触的时候，他整个是坐冷板凳。
吕日周当过县委书记，市长，干得非常好。他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领导的县一个县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周围十几个县，他注意力就是放在如何使百姓脱贫，造福一方，无暇注意所谓官场的“潜规则”，也不屑于做那些很“乖巧”的事，结果他很不顺，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研究机构坐冷板凳将近十年。
这样的人我还知道几个，大家都知道的老医生高耀洁，发现河南艾滋村那个老太太，她几乎是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七十多岁了，用自己的钱去为这些病人们服务，抓药治病，援助他们，而自己的处境在很长时间都很困难。
我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主流文化中有点被边缘化了。
马俊仁这十来年中实际上也被边缘化了。本来他是属于我们主流文化应该保护呵护的人，但是他被边缘化了，边缘到不敢订报纸的程度了，边缘到自己担惊受怕的程度了。吕日周也很多年被放在冷板凳上了，不能发挥作用，很苦恼，也被边缘化了。像高耀洁的这样的人物也是被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