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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靼苋站＃�24）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七大上作关于军事问题讨论的结论，对代表们在讨论军事报告时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百团大战，反攻的军事转变，对敌、伪、友、顽军队工作以及军事干部等问题，作了解答。他强调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需要武装斗争，中国农民多，武装就是农民武装，武装在农民里面才能产生出来，这就叫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毛主席的思想产生出来的。”
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这个军队的重要性。朱德说：这个军队同以往军队的不同在于它“来自人民，取自人民，依靠人民打仗。”因为这些，也就发生了战略战术的不同。他认为，毛主席的这种军事思想，经过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两个阶段，现在已经是成熟了。（25）六月九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闭幕。朱德在闭幕式上讲话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指出，“我们以后的问题，就是团结全党争取胜利。”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只要我们的党团结一致，争取广大群众，一定会胜利的。”他还说到：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又经过了整风，又有毛主席的路线，是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的。抗战八年来，我们军队是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的。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的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26）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由这五人组成的核心，领导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兴奋地看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十四、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喜讯传来，革命圣地延安一片欢腾，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把注意力转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对付其他民主势力方面来。朱德一面同延安军民一起共享胜利的欢乐，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外的政治动向。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使华北、华中日伪军的大部分处在它的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当日本外务省在八月十日通过中立国向中、苏、美、英四国政府表示要求投降时起，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在两天内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但是，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却在八月十一日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①，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国民党发言人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冷欣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约定，趁日军尚未遣散之际利用日军参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内战危险十分严重。
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蒋介石不许解放区军队要求日军投降的命令，朱德、彭德怀以延安总部正、副总司令名义在八月十三日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②八月十六日，朱德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六项制止内战的主张并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他在十一日的错误命令。电报说：“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我们至今犹打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电报强调：“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警告，请你不要等闲。
视之。”③
针对蒋、日、伪的暗中合流，朱德在八月十五日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④同日，朱德还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阐述了中国解放区、沦陷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八年抗战的实绩，揭露国民党政府“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请三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并向三国政府提出下列声明和要求：“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己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⑤蒋介石对朱德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但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调运足够的兵力到北方，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因而只好作出和平谈判的姿态。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这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建议毛泽东去重庆同蒋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尽管蒋介石主张和平谈判只是一种姿态，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能借此实现国内和平，从事国家建设。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指出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把准备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⑥。
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以和平途径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决定朱德继续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兼任副主任。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又准备在不得己时进行自卫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订的明确方针。
战争与和平，风云变幻莫测。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中央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为了表明自己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二十五日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作了应付局势万一恶化的准备。
同一天，一架绿色的DC型美国运输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飞机上坐满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共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滕代远、宋时轮、杨得志等二十多人，他们将分赴各解放区战场，准备在遭受对方武装进攻时以军事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行前，中央领导人分别同他们进行谈话。杨得志回忆说，他是由朱德向他交待任务的，当时他正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教导一旅旅长，朱德通知他：“中央决定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统归刘邓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