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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朱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致友人信中说：“近来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得日敌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49）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他对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坚强信心。
二十九、反磨擦斗争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①；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②；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
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④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见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乓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⑦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
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大，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⑧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⑨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⑩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