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匚缓头萘浚殴馐堑嗔抗摹Ｃ挥兄斓碌闹С郑摹醒搿埠茫埠茫汲刹涣似颉Ｕ殴馐歉隼匣嶂饕逭撸挥幸欢ǖ脑颍挥幸欢ǖ姆较颉０炱鹗吕矗觥蟆鲇摇Ｇ敖怕醭鲆徊剑蠼鸥挡欢ň痛蚨哙隆Ｖ熳芩玖羁赐噶怂恢痹诰嫠妓圃妓Ｒ蚨殴庑睦锢鲜谴蚬模桓易叩酶丁雹堋！�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
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遥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镇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