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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35）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36）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抢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37），使彭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
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38）。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
十月中旬，南下的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那时，张国焘渐渐觉得南下后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了，消极起来。朱德就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刍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39）。
经过多天的战斗，红军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和懋功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三千余人，取得南下初战的胜利。
十月下旬，红军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邓（州）、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
他先后撰写了《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迫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
在《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现存有手稿）中，他提出隘路战攻击时应注意之点：先头团要选战斗力强的，火力要强；要用迂回包围；侧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以派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可绕路袭取敌后。
在《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一文中，他从部队已打出川西高原山险隘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这次战役在战术上应和绥崇丹懋战役有所不同，地形较平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多是山地、隘路。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但红军一般的战术原则，在这种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垒，也必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再乘胜直追袭取之，或是在夜间或是在拂晓时发动袭击，并须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
《对空防御应注意之点》一文，针对部队进入开阔地形条件作战、蒋介石投入大批飞机参战的情况，强调要加强防空教育，指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机确有杀伤威力，要研究采取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不应该空喊不怕，那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文章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伍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红军迅速翻越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击溃杨森部、刘湘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十七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薛岳部两个军迅速参战，刘湘也指挥川军主力倾全力扼阻红军向川西平原推进，在遭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带集结了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
南下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后，遇到优势川军反扑，仓猝地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六个旅增加到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接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来。百丈一带地势开阔，无险可守。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带。这一仗，虽然毙伤国民党军队一万五千多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红四万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四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一个转机。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40）。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里，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以取得进行说服教育的可能。以后，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去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二十四、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