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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部在七月十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⑨。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⑩。二十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将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芦花开会，听取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11）。
但张国焘却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而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有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批评，还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
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徐向前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12）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敌情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蒋介石调往川北堵截红军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时机贻误，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八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在准备北上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13）。同时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遥朱德在发言时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14）。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以后，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要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去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15）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而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16）但张国焘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夏挑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17），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睡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八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部队在阿坝延宕不动。在党中央和右路军一再催促下，八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它却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18）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后来回忆道。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19）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陈明义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