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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⑥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⑦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⑧八月十六日拂晓，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第二天下午二时，乐安城被攻克，全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共俘三千余人，击落飞机一架。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又先后击溃高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城的是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还有保安队一个团。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在当晚将守军大部歼灭。逃往临川的余部也被红三军在追击中大部消灭。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地结束了。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枝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红一方面军在七天内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直接援助赣东北、赣西北，策应鄂豫皖、湘鄂西，并且调动了赣河敌人，使粤敌难于深入中区，给河西苏区及红八军以发展机会，并可进逼吉安。”
⑨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部队向东急进。八月二十四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攻取南城。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这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八月间，“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十万人，分几路向洪湖根据地分进合击，重兵包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而是从单纯防御的观点出发，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决定分兵堵击。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这一行动计划后，立即复电指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而且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不得不全部撤离。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劝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11）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对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这一正确决策，中央局十分不满。九月七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是不正确的决定”。并说：“如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12）九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
（13）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14）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15）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己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16）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17）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18）月一天，朱德、毛泽东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19）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20）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21）。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己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22）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23）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24）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