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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挺进，从这一带一直向浙江方面发展，但这正确主张未被采纳。结果力量分散，使我军更加被动，直到毛主席率部攻下漳州后，才扭转了当时的形势。”（22）那天晚上，往事仍然萦绕在朱德心头，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挥毫写下《经闽西感怀》：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
灭敌在此间。（23）
撤围赣州后，朱德等指挥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和以南地区休整。三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出整编部队的训令：红四军、红十五军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七军、红十四军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三军、红十三军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
三月中旬，朱德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会议总结了打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红军主力沿赣江两岸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
根据江口会议的决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于三月十八日发布训令，指出：“我工农红军应乘着目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机，积极的向苏区邻近几个中心城市威胁，广泛的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以变动形势，造成许多夺取中心城市的优越条件，而相机夺取之，以开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赣首先胜利的前途。”训令中规定：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训令中对两路红军的任务的部署是：“西路军应赤化河西，贯通湘赣及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以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中路军（第十四军另有任务）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以威胁吉安、樟树、临川、南丰、甫城之敌，俟敌情变动，即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24）三月十九日，朱德率领中革军委移驻雩都。同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改中路军为东路军，向闽西活动一段时间。“其主要任务是在消灭闽西主要敌军张贞，乘胜打击侵入苏区的粤敌，以巩固并扩大闽西苏区，并筹足红军作战经费，以应付目前开展着的锐利的阶级斗争。”
（25）以后再按原计划，集中东、西两路军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这以后，毛泽东率东路军开赴闽西；彭德怀、滕代远率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到上犹、崇义地区。朱德、王稼祥率中革军委移驻长停东路军入闽后，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月十日攻克龙岩，歼灭闽军张贞部一个主力团。接着向南推进，四月二十日攻克沿海的闽南中心城市漳州，再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军用物资。大部残敌向闽粤边境溃退。这一胜利，“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斗、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26）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六月五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据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次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人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②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七月一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七月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多次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打成对峙。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的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部队。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泽东、王稼样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部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③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④
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原来要求，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正在信丰一带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后方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⑤按照这一决定，朱德命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八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零都地区。
随着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在八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八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在兴国县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在兴国召开会议。这两个会议重新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认为赣江以西有敌军重兵防守，红军如按预定计划由万安西渡赣江，必将陷于被动；而赣江以东的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特别是乐安、宜黄地区只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驻守，容易攻克。基于这个分析，决定放弃西渡赣江的计划，改为北上直取乐安、宜黄。
在这期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电称：“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