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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后来回忆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29）异常紧迫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内部尽快结束这场争论，统一思想。否则，数万红军行动方向不明，迟疑不决，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九月二十八日，红军进占袁州。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膝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30）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31）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根据袁州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命令红一军团于次日拂晓由袁州到阜田集中，按原计划攻取吉安。红三军团按原计划经新余向临江一带开进，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的警戒任务。
这天晚上，当部队正在束装待发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八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
当晚，毛泽东同周以栗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最后周以栗被毛泽东说服了，同意改打吉安。
十月二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祝可是，红十二军经安福向吉安前进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伍中豪中弹牺牲。
朱德异常悲痛，若干年后，他谈到这位先烈时，还沉痛他说：伍中豪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英勇善战，忠实于革命事业，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32）
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十月三日午后二时，朱德、毛泽东在山前总部向红一军团下达总攻击命令。
命令部队“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命令中还明确规定：“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格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33）十月四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一点钟左右，红军攻人吉安城内。朱德也很快进入城内。以后，朱德回忆道：当时，因吉安周围的苏区有很大发展，所以，各地土豪都集中在吉安。到深夜一点多钟进城，土豪一个也未跑掉。红军一打就打到邓英的司令部，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土豪家里。我们先把他们统统看起来，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捉光了。这次的确筹到了足够红军使用的军费，为以后第一次反“围剿”准备了经费。（34）“吉安是江西西部的中等城市，工商业发达。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重视保护工商业，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命令部队要严格执行。”（35）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十月七日，朱德出席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的有二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等五十三人为委员。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36）他的讲话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十几天内有一两万工农群众要求参加红军。朱德亲自出城会见他们，向他们讲述参加红军打天下的意义。红一军团在吉安“补增了新兵八千”（37），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过去地方工农武装虽曾八次攻打过这座城市，都没有攻克。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十多年后，朱德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到吉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忆攻打吉安》诗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
红军速到声威震，
一充名城赣水红。（38）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等的坚决抵制，影响并不大。苏区和红军仍不断向前发展。一九四五年，朱德这样说过：“由于立三路线历来对苏区和红军不重视，后来看着红军的发展，虽一再强迫命令，企图利用红军作为其城市暴动投机的工具，但在各苏区或遭着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而各苏区和红军是一贯站在六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执行了和完成了其发展革命的任务。”（39）
十六、第一次反“围剿”
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局面较前已大为改观：整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包括县城十四个，并在三十多县范围内进行了分田运动，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来。江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十月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的胜利后，立刻调集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这样，红军便开始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的斗争。
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在吉安一共停留了十天。在这个期间，朱德非常注意搜集并仔细阅读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当时的各种报刊，认真分析时局变化的动向。他正确地判断：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必定要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他认为，这种进攻一旦发生，红军如果久留吉安将十分不利，应该迅速撤出吉安，以便机动作战。
为了做好这场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争的准备，一九三○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吉安召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虽已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军事封锁和交通阻隔，全会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来，所以，少数领导干部仍坚持应按照中央和军委八月初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会上发生了争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灵活的方案，决定先向吉安以北、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在这里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并等待战机。
会议结束后，朱德、毛泽东在当天命令红一军团的三个军分别于十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拂晓撤出吉安，移师向北，到清江附近集中。十七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峡江，这时，他们已得到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的确实情报，并获悉敌人有六个师开到南昌，准备向樟树推进。
当晚，朱德在峡江县城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夜，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时，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二）是否继续攻打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二）把即将开始的反“围剿”的战场摆在哪里？
在争论中，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因为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且具体地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①但是，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没有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坚持要在赣江西岸作战，反驳说，“井冈山就不要了？”②为了维护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会议没有硬性作出东渡赣江的决定，而把问题留待继续讨论。朱德、毛泽东也没有立刻命令部队东渡赣江，而命令红一军团继续向袁水流域开进，同红三军团靠拢。
十月下旬，蒋介石加快了“围剿”江西苏区的步伐，从中原战场调集大量兵力南下，集结在南昌周围，开始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大敌当前，形势咄咄逼人。在这个严峻时刻，必须尽快结束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内部的争论，把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确定下来。否则，必将贻误战机，陷于被动。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的罗坊，立刻在这里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决策会议，毛泽东，朱德、周以栗。彭德怀、膝代远、袁国平、李文林（江西省行委书记）、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继续讨论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犬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③朱德在讲话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