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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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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抚州有敌两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涂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16)针对这一情况,会议决定:既不向北直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略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增援南昌的鲁部,而是向西渡过赣江,绕道逼近南昌。朱德、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发出西渡赣江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务要切实照办”(17)。七月二十六日拂晓四时前,全军团渡过赣江,向北前进,攻占高安、上高等十余县。 
  七月三十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这时,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调集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固守。南昌周围的防御工事密密层层,相当坚固。朱德、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罗炳辉带领红十二军的一部分部队,于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南昌守军躲在城内不还一枪。 
  向南昌鸣枪示威后,朱德、毛泽东在八月一日发出撤围南昌的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18)并命令红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红一军团于八月二日全部撤离南昌近郊。朱德、毛泽东这一决策是很高明的一着。如果不顾一切地强攻南昌,不仅难以攻克,并将使红一军团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朱德、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巧妙抵制。 
  红一军团从南昌近郊撤离后,国民党军队不敢出城追击。朱德、毛泽东抓紧这一有利时机,领导红一军团在赣西北的安义、奉新、靖安、高安、上高和宜丰等县休整待机,并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红军人数从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扩大到一万八千人。以后朱德回忆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时期。我们大大扩充了红军,聚集资力,组织群众,许多新的村庄加入了苏维埃。”(19)这时,“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20)如果红军在赣西北久待,集中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会前来攻击,红军将处于不利地位。又得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攻占长沙。 
  于是,朱德、毛泽东在八月十日命令各军西出万载。他们也随同总部于八月十二日进驻万载县城,还到县苏维埃住地会见县委党团书记辛克明等人,“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并指出县委必须在城内发展各种革命组织,特别是发展党的组织,从而把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说明红军不单纯是为了打仗,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1)八月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由万载到达湘赣边界的黄茅。 
  他们在黄茅获悉:由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以优势兵力进攻长沙,彭德怀己率领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退出长沙,正在乎江县的长寿街及其附近转入防御。何键率领十团以上的兵力主向红三军团追击,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率领四个团,孤军突出地盘踞在浏阳县的文家市和孙家段一线。朱德。毛泽东立即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乘戴斗垣部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奔袭文家市歼灭该部。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作战命令,指出:“何键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踞文家市(约两团)、孙家缎(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段之间之青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22)命令规定全线总攻击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拂晓。 
  次日,红一军团根据朱德、毛泽东的部署,兵分四路迅速进入阵地。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戴斗垣根本没有发现。八月二十日拂晓,朱德、毛泽东乘其不备,指挥部队向文家市发起总攻击,一举全歼戴斗垣旅的三个团又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戴斗垣,缴获步枪一千四百支,水机关枪二十挺,手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等十七挺,驳壳枪一百余支。这次战役使红一军团得到相当大的补充。这是红一军团自长汀回师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战果比樟树战役大得多。 
  文家市大捷后,朱德、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三日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到达水和市,同由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一万五、六千人胜利会师。这是朱德、毛泽东第三次同彭德怀部会合。 
  由李立三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八月十日,在给长江局的信中,严厉指责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并称:“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进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23)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后,立即举行两个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24)联席会议决定由这两个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等为委员。 
  还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等三十五人为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实现集中兵力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中也提出:“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25)九月,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朱德为候补中央委员。 
  联席会议在讨论中央关于第二次打长沙的指示时,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26)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朱德一向顾全大局,他的意见既被否决,只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中央指示和联席会议决议,率领部队再次去攻打长沙。 
  八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指出:“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27)。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分途向长沙开进,经过四天急行军,各路红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先后进抵长沙东南近郊,对长沙城取包围态势,当红军向长沙推进的时候,何键率领三个旅于八月二十八日由浏阳退回长沙,同原来留守长沙的一个旅会合。此外,又增调其他援军进入长沙防守。他们修筑了欧式的重层配备的防御工事,碉堡、壕沟和电网等共有八、九层之多,还有飞机、军舰作掩护。 
  面对占有优势的敌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红军应该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朱德、毛泽东深知,红军的长处是野外作战,尚不具备打攻坚战的条件,如果硬攻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准备将敌军诱出工事,逐个加以消灭。八月三十一日,朱德、毛泽东发出命令:“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28)朱德站在长沙城外的一个山头上指挥全线作战。他几天几夜没有睡眠,但仍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被红一军团驱至湘江边,大部缴械投降;陈光中旅由大托铺偷渡,被红四军迎头痛击,败退易家湾;公秉藩师一部和王东原、罗树甲,彭信仁旅,被红三军团击溃。这次激战中,共歼敌两个旅,虽然取得胜利,但未能攻进城去。九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再次向敌人发起全线攻击,连续冲锋四、五次,仍未攻入长沙。 
  这时,朱德、毛泽东对战场态势进行分析,认为已发起两次总攻击,虽然歼灭一部分敌军,但未能攻克长沙。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己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在易家湾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说服全军领导干部主动撤围。这时,从长江局的来信中又得知,国民党张发奎军已开到湘潭。朱德、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时机,以先去湘潭消灭张发奎军、再取长沙为理由,在没有请示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地做出决策,于九月十二日发布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州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当天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向红一方面军发出进攻吉安的命令,率领部队分途向江西进发。九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会后仅在三天内,就有一千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工作,说明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 
  回师江西,攻取吉安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可是,中共中央却命令红一方面军回攻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也不赞成攻取吉安的计划,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回头再打长沙,或去攻打南昌、九江。在部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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