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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头垅战斗后，赣军李文彬部错误地估计情况，以为红军将进攻永新，便匆忙从遂川出发，绕道泰和增援永新，在遂川只留下独立第七师一部。朱德、陈毅经过周密研究，认为可以趁机拿下遂川为部队解决给养问题。十月十三日，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再攻遂川。赣军第七师留驻遂川的部队不战而逃。
红四军再占遂川城。然后，分兵五路游击，发动群众，分配土地，重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地方武装，筹集到一万块现大洋和大批物资。
这时，周浑元旅乘红军主力在遂川，派出第二十七团在十月底从永新再次入侵宁冈新城，企图占据茅坪，进攻井冈山。同时，李文彬部的两个团在独立第七师的配合下进攻遂川。红军“为避免硬战”，在十一月二日退出遂川，回师井冈山。“欲以迅雷之势进攻敌力较弱之宁冈、永新，打破包围之一面。”（55）十一月九日，红军主力出击。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由茅坪出发，攻击宁冈新城之敌。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歼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赣军余部逃向龙源口，红军紧追不放，再战龙源口，又歼灭一营。一天之内，共歼敌两个营，击毙营长一人，俘虏副营长二人、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一百多人，缴枪一百六十多支。这就是三战三捷。
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后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扭转了“八月失败”后的被动局面，重开了边界割据的新局面。
但当时边界在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追’。这是王均干出来的新政策。”“我们尽量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
（56）
十一月六日，朱德参加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特委委员、军队和地方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还有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六月四日来信，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党的最高机关立即组织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织之，毛泽东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57）十一月十四日，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新城召开。到会代表七十九人，除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远在永新执行任务，来不及选派代表参加外，其余各部队党支部都有代表出席。大会历时两天，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等各项重要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了二十二人的军委，朱德为书记（照中央指定），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前委。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58）根据红四军“六大”决议的精神，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这时，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奇缺。因为根据地内的土豪几乎已被打尽，筹款也有许多困难。连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59）都难以为继。一日三餐离不开红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依然光着脚，穿着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不怨恨什么人。”（60）当时，在红军中有两首歌谣，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生动写照：“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和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背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去挑粮和背粮。来回一百多里地，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有人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61）他还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62）战士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四十的朱德，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就让人向老乡买了一根毛竹，又做了一根扁担，并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朱军长带头下山挑粮的事迹，在井冈山上传为佳话，战士们编成歌谣赞诵：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那条记录着红军光荣传统的“朱德扁担”，至今仍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朱德也处处作出榜样。他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的心理。陈毅曾对人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部队作战失利退下来的时候，看到部队战士破坏纪律，乱拿老百姓的东西。他（指陈毅——引者）立即上去指责。那个犯纪律的战士，不但不听，反而扭转枪头放了一枪。陈毅同志对此气极了，把这事告诉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听到后说：‘傻子！打了败仗退下来，战士肚子里饿，违犯了纪律，这时你去批评他，他是不会听的。只有让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来，提出批评才有用处。’由于朱德同志善于带兵，一般作战失利士气低落的部队，经他带一段时间后，很快就会把士气提高起来。”（63）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到战士们的敬爱。
十三、向赣南闽西进军
红四军大队返回井冈山后，三战三捷，粉碎了敌军第二次“会剿”。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蒋介石电令湘、赣两省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五个大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①两军会合后，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不久，国民党当局任命何键为“会剿”总指挥兼湖南拾剿匪”总司令，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拾剿匪”总司令，集合六个旅三万兵力，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初从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同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一月四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党组织以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一共开了四天。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大家认为：“六次大会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欢踊的接受”，②并决定油印五百份，散发给红四军所到的地方党组织，扩大影响。
接着，会议详细讨论了如何应付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会剿”。
经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后，“前委决定五军守山，四军向赣南发展。”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会议还决定两军合编，将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红四军留下一批干部充实原红五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同时，从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地方干部，随红四军南下，去赣南开展工作。
为什么红四军主力选择赣南作为出击的行动方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许多有利条件：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接，红军能有比较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物产丰富，可以提供部队足够的给养；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由于交通不便，调动和集结都相当困难；大革命时期对这个地区有过较大的影响，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这些有利条件对红军在这个地区活动和发展都将起重要作用。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何键得知红四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
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同时。还颁布了《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提出十大政纲。红四军的“布告”和《宣言》阐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阐明对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政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团结起来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最初的进展比较顺利。部队隐蔽地从井冈山靠江西一侧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路，一面还做群众工作，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④在沿途中，部队得到了扩充。国民党军队并没有立刻发觉这是红军的大部队行动。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主力攻克了大余县城。
他们在大余停留了两三天。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
二十五日，金汉鼎和李文彬就来进攻，“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⑤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遭受的一次重大失利，伤亡达二三百人。
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匆忙地撤出大余，“朱总司令与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很安全地将全军撤向南雄北部的地区前进”。⑥全军分两路翻过大余岭进入广东南雄县境的乌迳集合。在乌迳又遇到一次很大的险情。朱德回忆道：“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
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