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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小！�
第二十八和二十九团攻下酃县后，原来计划北攻茶陵。但是，吴尚已被迫由宁冈、永新一带返回茶陵。这样，红军大队攻击酃县以调动湘军回防的目的已经达到，而赣军侵入永新后对边界割据造成严重威胁。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改变攻取茶陵的计划，率红军大队折回同酃县接壤的江西宁冈，增援永新。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从第二十九团内传出要回湘南去的消息，还提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第二十九团团长是胡少海，党代表是龚楚。这支部队原来由湘南起义后成立的宜章农军第三师改编而成，指战员中家乡观念十分严重，上井冈山后，当地因人员骤增而在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不愿在井冈山地区继续过艰苦的生活，一心想回家乡去。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又在下面鼓动群众闹着要回湘南。七月十二日晚，第二十九团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议，“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十三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了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13）那时，红四军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参加部队的管理，维护军队的纪律，监督连队的经济，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群众工作，罢免基层领导干部。军事主官的决定，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同意，就很难执行。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水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们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枪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以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山之危，再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出。”（14）当朱德向士兵讲演时说，“军部没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底下就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
朱老总讲，革命要听命令。战士讲，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
（15）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不得不断然宣布撤销第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下令红军大队从酃县开往沔渡，仍准备回师井冈山北麓的永新。
七月十四日，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离开酃县城向东开拔。但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16）红军大队从酃县到达沔渡时，刚一宿营，第二十九团的官兵又闹起来，仍坚持要回湘南。“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无用。”
（17）红四军中再一次出现混乱。
十五日，为了整顿红军纪律和确定部队行动方向，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龚楚和杜修经参加了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18）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19）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当天，红四军军委复议后，仍不顾这些反对意见，坚持作出东进遂川以解永新之围的决定。这时，第二十八团内又有人提出不回永新，要去赣南，说是“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20）在这样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迫使军委改变返回永新的决定，同意第二十九团去湘南的要求。但军委领导这时还有一层难处：“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士兵不大愿去。”（21）这时，杜修经怕担当责任，便提出“部队不忙行动，待我去茅坪同毛泽东商量一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定。”（22）龚楚却说：“只能等一天，后天就不等了。”杜修经第二天赶到茅坪时，毛泽东却在永新。
杨开明说：“你们既然作出决定，你们就去吧！毛泽东那里由我去说。”杜修经赶回部队，最后定下去湘南。部队由污渡去湘南时，原有的军委取消，组织了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陈毅为书记。
七月十六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开到酃县水口。十七日，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从酃县水口出发，向湘南开进，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知道部队要去湘南，便派茶陵县委书记黄琳（江华）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追赶部队。这时，部队正在向湘南进军的途中。杜修经后来回忆说：“送来一封毛泽东要我们不去湘南的信，送到我手里，部队在休息，我看信时，陈毅在旁边，我看完后就给陈毅看。信是毛泽东写的，有两页。”（23）毛泽东这封写给杜修经和朱德、陈毅的信，讲了许多不能去的理由。他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
现在形势的发展对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刻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耐心说服部队，不要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斗争。陈毅看完信后，杜修经问他：“怎么办？陈毅说宿营后，晚上军委开会决定。”（24）大队宿营后，军委决定就地休息一天。“第二天，开连以上干部会”。
（25）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
会上，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毅拿来军用地图，摊在桌上，计算回去的路程。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他说：“回宁冈需要两三天时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26）还说回去走的是山路，而去湘南是下坡。仍坚持去湘南。并且提出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问题。两种意见，各不相让。萧克回忆道：“二十八团有意见，不愿去湘南。王团长（尔琢）就反对去湘南。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27）会上虽然经过激烈争论，仍没有能改变杜修经、龚楚等坚持的要去湘南的决定。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28）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
（29）
后来，江华回忆起执行这次任务的情况时说：“我为这事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找到陈毅、朱德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是在酃县一个大庙里面，都是干部。”“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结果挽回不了。”（30）红军大队一从酃县南下，以湘南农民为主体的第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原来那种“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一路上很少休息。第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这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打郴州是凶多吉少。他后来说：“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
“八月很远的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31）龚楚写道：“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外，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二十八、二十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二十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二十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32）七月二十四日凌晨，红军大队赶到郴州城郊，原来以为城内是许克祥的部队，攻城的命令已下，部队正准备发起攻击。就在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扎在郴州的并不是许克祥的部队，而是范石生的部队。
这正是朱德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当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时，曾得到范石生不少帮助。他们在韶关分手时，曾有默契：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现在遇到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况，使朱德感到十分为难。他反复思索后说：“不打了吧！”（33）杜修经坚持要打，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34）这时，红军大队已经开始行动，事实上也难于中止。
红军大队在“郴州城东十多里的地方，碰到了范石生的两个团。二十九团打下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果然很快就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他们冲出一条道路，直奔郴州城。”（35）郴州城东有一条耒水绕过，并筑有一座大石桥连接两岸。攻城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郴州城内驻扎的不是范石生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补充师，全是新兵”。（36）他们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红军以飞快的动作，冲过大石桥，杀向城内。城里的守军得知这支攻城的红军部队是朱德的部队后，“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自来缴械”。（37）郴州，是范石生的后方，刚刚组建了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很充足，而且都是新的。打开郴州后，红军涌迸城里。那时，湘南农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团士兵“战场纪律不大好，特别有些农民意识严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银元，什么都拣，一个个肩背手提，罗罗嗦嗦一大堆，真不像个红军的样子。
直到朱军长进了城，才制止住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38）第二十九团全散开了，发现敌情时都收拢不了。这也是郴州失败的原因之一。
傍晚，第十六军驻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约五六个团进行反扑，向城内发起攻击。第二十八团在朱德的指挥下，守住了大石桥，并命令部队迅速撤退。“朱军长亲自掌握着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39）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特务营都过来了。第二十九团奉命先撤出郴州，在城郊集合。但是，他们在进郴州后，部队已自行散开，难以掌握；撤出郴州时又动作缓慢，被敌军切断，大部分没有过桥，直向宜章方向退散。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风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40）第二十八团安全撤出，损失不大。第二十九团只余下团长胡少海带领的一百多人。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他们从郴州撤向资兴。
七月二十五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红军退到桂东、资兴、汝城之间的龙溪十二洞。由于打郴州先胜后败，第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这时，红军士气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红四军军委决定进行一次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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