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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末年开始，地方上的豪族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尤其到魏晋南北朝，形成了门阀制度。所谓“门阀”，就是历代相传的名门贵室。他们在地方上有权有势，声势大，关系多，评论和推荐人物的大权都垄断在他们手里。这些世家大族为了不断扩大本族的影响，巩固本族在地方上的特权，竞相编写地方人物传记，以标榜自己的门第高贵，夸耀本族的人才出众，于是“郡书”风行一时。东汉光武帝刘秀做了皇帝以后，为了表彰他家乡的人物，下令编纂《南阳风俗传》，一般认为这是编写郡书的开始。此后，如东汉有《陈留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等；三国时有《汝南先贤传》、《会稽先贤传》、《吴先贤传》等；魏晋时期有《益部耆旧传》、《山阳耆旧传》、《蜀后贤传》、《会稽后贤传》、《幽州古今人物志》等。后世地方志都用专卷记载一方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起源于此。唐代刘知几曾批评当时郡书的通病是“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炫耀本地本族的人物，只说好不说坏。这种风气也对后世地方志的人物志有一定的影响。
地方史则是古代国别史的发展，以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为主。现在知道的，如江苏、浙江地区有东汉的《越绝书》及其后的《吴越春秋》；四川地区从西汉到晋代先后有10来种《蜀本纪》、《蜀王本纪》，还有东晋常璩〔qu瞿〕的《华阳国志》等。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地杂述，大多已经失传了，现在还可以知道书名的不过100多种。这百多种著作，涉及今天的18个省区。其中记述四川的有《蜀记》、《蜀志》等十几种，仅晋人记述名城洛阳的就有《洛阳记》等六种，由此我们可以遥想当年此类著作的兴旺景象。从整体来看，撰述者的笔已经涉及了地理和历史、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为综合性地方志的出现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节 在交融中推陈出新
多种多样的史地杂著各展所长，争奇斗妍，同时它们也必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种新的著作形式，便在这种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中悄悄地孕育成长。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丰富多彩的杂述，其绝大部分我们已是无缘相见了。但是从它们残存的文字中，或是从其他古籍对它们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互相浸润的痕迹。郡书往往含有地理、风俗、传说；地志亦往往含有人物资料。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逐渐显示出一种相互结合的趋势。后魏刘芳的《徐州人地录》，书名就标明了既记人也记地。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最早是名为《襄阳记》的，按照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介绍，它是“前两卷为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地方行政长官）”。而这种融合现象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它们不但兼有古国别史、古地理书和人物志的内容，并且开始采用横分门类的编排方法。虽然类目分得比较粗糙，不太系统也不太科学，却已初步显示出后世地方志的一些主要特色。它们之所以著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部书都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原有25卷，现存15卷。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众说纷纭。它的书末有一段“隐语”，其中暗藏着作者姓名，起初谁也破解不出。直到明代中叶，学者杨慎经过考证，认定它是东汉人袁康所著，吴平所校，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部书不是成于一人一时，而是从先秦到东汉经过许多人不断充实的结果。
《越绝书》基本上是一部地方史。它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吴国、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另附有秦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史事。但它又以《记吴地》、《记越地传》两篇叙述吴、越的山川城邑，同时记载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人物的事迹。虽然分类较嫌杂乱，但各篇自成首尾，不相连续。明代就有人称它为“地志祖”（《（万历）绍兴府志序》）。清代洪亮吉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乾隆）澄城县志序》）。现代也有一些方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记载晋代梁、益、宁三州（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情况。常璩是四川人，曾在成汉（四川的一个割据政权，存在于公元303至347年）做官，既有条件作实地调查，又有条件接触成汉政权的文献秘籍和官方档案。他又是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除《华阳国志》外，还写过成汉的历史《汉之书》，不过没有留传下来。所以，他的《华阳国志》材料既详实可信，分类也清楚合理，很受史志学者的称誉。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一共12卷。它的前四卷以地域为纲，分别叙述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和所属郡县的政区沿革、山川、道路、物产、人口和民情风俗；第五至九卷以年代为纲，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历届政权的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谚语歌谣，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最后三卷记人物。比起《越绝书》来，它显然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志互相结合的倾向，也更具备了地方志的各种特征。因而，作为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地方志，它也更得到学者们的公认。后来四川、云南一带编纂地方志，往往拿它当范本。
不过，像《越绝书》、《华阳国志》这样的著作，尽管代表着史、地、传记相互融合的方向，在方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却如同凤毛麟角，远没有成为普遍现象。由形形色色的地方史、地杂著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最终汇成定型的地方志，还要再走几百年的路程。
第五章 由图经到地方志
隋唐两宋，是我国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时期。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发展，中国地方志终于进入了它的成年期。
第一节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
公元581年，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为了有效地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一大项，就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考核和任免，并且三四年调动一次，以防官吏和当地豪族势力勾结。后来又建立了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势豪之家要操纵选举就困难多了。另外一项措施，就是尽可能把编史修志的权力控制在政府手里，既便于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治理方针，又便于控制舆论，一举两得。隋文帝杨坚即位不久，就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和评论人物。因此，自隋唐以后，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衰落，同时私修的地记、郡书逐渐让位于官修志书。
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在他执政的短短13年里做了许多大事：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巡游江南、还三次远征高丽。同时，他在方志史上也有两大创举：一是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我国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隋炀帝的这道命令看来是切切实实地被执行了的。据《隋书·郎茂传》记载，郎茂在隋炀帝的时代编过《隋诸州图经集》100卷，编成之后，书归皇室收藏，郎茂受到“赐帛三百段”的奖赏。这部书没有传下来，从书名和多达百卷的篇幅来看，它应该是隋代全国各地图经的汇编。如果这个理解不错，它就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一部图经总集。
隋炀帝对地方志事业的另一项贡献，是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隋炀帝对这件事很重视：第一次编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满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学士重编，扩充到800多卷，他还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终于编成1200卷的一部大书。可惜随着隋朝的灭亡，这部大书不久就散失了，到唐朝已经只有120卷，现在则只剩下几小段文字，被清代的王谟辑在《汉唐地理书钞》中，记的是地理、古迹和神话传说。 另外，宋代类书《太平御览》第二○二卷中，保存了一段隋代人对它的描述，说它：“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郡邑图。”还说：“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极细。”是由书法家欧阳询的长子欧阳肃所写。欧阳肃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工于草隶，为世所重。”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零星的文字约略窥见《区宇图志》当初的风姿。
继隋朝之后的唐朝，更加重视对编史修志的管理。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自己常常参加讨论，给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贞观年间编成了多种史地书籍。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得到太宗的宠爱，特许他招徕文士，在王府里设置文学馆。李泰想谋求当太子，为了讨父亲喜欢，组织许多学者用四年时间编成《括地志》550卷。这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总志，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风俗物产、掌故人物。书成之后，唐太宗非常称赞，给了很多赏赐。《括地志》曾被后来不少著作引用，原书却在南宋时佚亡，现在只能看到汇集各书引用文字编成的辑本。清嘉庆年间孙星衍辑有《括地志》的遗文八卷。 目前比较完备的辑本是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1980年出版）。
唐德宗李适〔kuo阔〕建中元年（公元780上），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中间一度改为五年，后来又改为逢闰年上报。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如山河改易，州县增废，则要随时报送，不受规定时间的限制。从此，各地定期编修志书报送中央成为定例，一直延续下来。
唐朝政府在丰富的图经、地志的基础上，为适应统治的需要，曾多次编修全国性的图志。现在知道的，除《括地志》外，还有《贞观郡国志》、《职方记》、《郡国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等名目，以及多种《十道图》、《十道录》（唐代为了便于对郡县加强管理，将全国按山川的自然形势划分为十个区域，称为十道）。有一次，唐宣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韦澳说：“我经常要向全国各地派遣节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风俗，你给我编一本书吧。”韦澳于是根据十道四方的志书，将各州郡的境界、风俗、利弊编成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题一个名称叫《处分语》（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