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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为了取缔不利于清政府的思想，盛行文字狱。一些地方志就因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禁毁。规模最大的一次禁书是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征集天下图书一一审查，凡内容有不符合要求的，统统销毁，或者部分抽毁挖改。有些地方志中至今还能看到删改的痕迹。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安徽巡抚奏请检查天下郡县志乘，乾隆皇帝批示令各省照办，仅安徽省查出上缴的就有《黄山志》、《宁海志》、《吴县志》、《金山志》、《松江新志》等多种志书。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成为地方志散失的主要原因。除了流散到国外的以外，还有不少方志毁于侵略者的炮火。例如，《（道光）广东通志》书板藏在广州越秀书院，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所毁。远东著名的上海东方图书馆，经过几十年惨淡经营，收藏地方志2600多部，其中有140种珍贵的元明版本。1931年“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先遭日机轰炸，又被日人纵火，它的50多万册藏书连同这些地方志全部被烧光。更有许多新完成的志稿，由于国难当头而不能出版，在战火和流徙中散失。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夭折了，使多少修志者的心血付诸流水。
这些被湮没了的地方志，其中一部分在历史上还留下了一点影子。它们在其他古籍中被引用过，或者被提到过，有的只留下一个书名，有的可以知道作者和成书时代，有的还保存下来一些断篇零句，或者有几句关于它的简单介绍。仅是这些“有据可查”的，数量已经极为可观。
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记录了元代以前的方志类图书2000多种，其中现存的不过40种左右。有人根据各种目录统计，明代地方志失传的约为现存数的将近两倍。清代早期方志佚失的也不在少数。从地区来说，如元代
以前山东地区地方志有名可考的有36种，幸存至今的只有元代编纂的《齐乘》一种；元代广东地区可考的地方志有14种，只剩下《（大德）南海志》一种，还不是全本；明代浙江有据可考的方志有637种，现存的仅102种；1911年前的贵州地区方志可考的有271种，现存只有89种，还不到1/3。至于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志究竟有多少，那就无法查考了。
枯燥的数字，蕴含着确切的事实。我们不能不为我国历代修志的规模惊叹，不能不为国家的多难和文献的散亡扼腕叹息。而那些穿过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幸运地留存到今天的地方志，就越发值得我们珍惜了。
第三节 繁荣的地方志家族
中国的地方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随着它所记叙的范围不同，有着许多不同的种类，有繁有简，有分有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方志大家族。
这个地方志家族有三大类成员：
第一类是全国总志，又称为“一统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区域为纲，用地方志的体裁记述全国的情况。著名的全国总志有隋代的《隋区宇图志》、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等。
第二类是地区志，它专门记述某一个地区。地区志在地方志中占绝大多数，按照历代行政区划的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
省志。省这一级行政区划是从元代开始设置的，当时全称为“行中书省”，简称“省”。以省为范围编修地方志也是从元朝开始的。明代省志大多数称为“总志”或“通志”，到清代则通称“通志”。如明朝成化年间纂修的河南省志称为《河南总志》，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编的都称为《河南通志》。明清两代的湖广省（包含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有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编的《湖广总志》和康熙、雍正年间编的《湖广通志》。
府志。如《（成化）杭州府志》（浙江杭州）、《（雍正）抚州府志》（江西抚州）。唐代只有建都的地方才称为府，宋代渐渐将大的郡升为府，明清两代的府是省的下一级行政区划。
州志。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从东汉末年开始。明清两代的州有两种，大多数隶属于府，称为散州；一部分直属于省，称为直隶州。如山西的代州，管辖的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山西的代县、繁峙、五台、原平四县，原来是散州，明朝有《（万历）代州志》，清雍正年间改为直隶州，乾隆年间修的志书就称作《直隶代州志》了。
厅志。如《（光绪）赤溪直隶厅志》（广东台山）、《（宣统）丹噶尔厅志》（青海湟源）。清代在新开发的地区设厅，也有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散厅隶属于府；直隶厅隶属于省。
县志。如《（康熙）历城县志》（山东历城）、《（乾隆）万县志》（四川万县）。我国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就开始在边境设县，逐渐发展到内地，后来由秦始皇推行到全国。县志大约占我国现存地方志的70％。
乡镇志。以低于县的行政区划作为记述范围，有乡志、镇志、里志、村志等。如《（康熙）杏花村志》（安徽贵池）、《（乾隆）真如里志》（上海嘉定）、《（嘉庆）南翔镇志》（上海嘉定）、《（民国）曹娥乡志》（浙江绍兴）等。历代政府发布的修志条例和命令，都只限于要求编修县以上的志书，从来不曾要求修乡镇志，所以，乡镇志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乡绅或文士私人纂修的。由于不是官书，忌讳和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比较少；由于记述的范围小，对社会和民风更能体察入微。宋代已有乡镇志，到明清时逐渐盛行。
都邑志。也就是城市志。如《（民国）首都志》（江苏南京）等。
此外，还有一些因军事、民族事务等等特殊需要而划分的区域，也往往修有志书，如：
卫所志。卫是明代军事编制的名称。明代在军事要地设卫，每卫5600人。驻在某地就称为某卫，如建州卫、天津卫等。卫的防地有时可以包括几个府，有的兼管地方行政。卫志往往由它的长官（指挥使）主修。卫以下设千户所，每所1200人；百户所，每所120人，有的所也有志书。
边关志。专记边防要塞的情况。有边防重镇的志书，如《（万历）延绥镇志》（陕西榆林地区）；有重要关隘的志书，如《（嘉靖）山海关志》。
土司志。又叫土司司所志。明清两代，在西北、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由当地头人世袭的土知州、土知县、招讨使、千户、百户等文武官职，管辖本民族地区，这就是土司司所。它的志书，便由土官主修。如前述的《（康熙）卯洞司志》；广西恩县境内的白山司，有土司王言纪主修的《（道光）白山司志》等。
盐井志。元代开始设官管理盐井，称为“提举”，本来只管盐务，明清时逐渐兼管当地的民政刑政。盐井志只见于云南，如《（康熙）黑盐井志》、《（乾隆）白盐井志》。
这些特殊区域的志书各有特色。边关志、卫所志着重记述有关军事的情况，像山川、要塞、兵马粮秣之类；土司志突出民族事务；盐井志着重记盐务。但它们也有和一般州县志相同的地理沿革、古迹、物产、人物等内容。
还有一种比较简略的区域志称为乡土志。如《耒阳县乡土志》（湖南耒阳）、《永嘉县乡土志》（浙江永嘉）等。乡土志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的产物，是按照地方志的体裁，编来给小学堂做教材的，所以十分简短通俗。现存的乡土志绝大部分都是清末修的，民国时期也修了少量的乡土志。
第三类是专志。专志专门记述某一地区的某一项特定事物。如山志记述山脉。我国各地的名山几乎都修过志书。水志记述河、湖、塘、泉等，如《通惠河志》、《金沙江志》、杭州有《西湖志》、南京有《莫愁湖志》、济南有《趵突泉志》等。名胜志记述一地的名胜古迹，如北京的《潭柘寺志》、苏州的《寒山寺志》、《沧浪亭志》、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志》、山东曲阜的孔子故里有《阙里志》、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有《精忠岳庙志》、河南南阳诸葛亮故居有《卧龙岗志》，等等。风土志记述一地的风俗、民情、特产；金石志记述当地的铜器、碑刻等文物；经籍志或艺文志专介绍当地人的著作；人物志专门记述当地著名人物。总之，专志的数量和品种都十分可观，而且往往不止修过一次。仅清代就修过十几种《西湖志》。
专志的体裁和一般志书差不多，大多也是横分为若干门类，方方面面的资料很齐全。例如《（康熙）趵突泉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沿革、古迹、灾异、人物、仙迹、幽怪、传闻等类；下卷为艺文、碑版、额联等类。《（雍正）西湖志》48卷，分为水利、名胜、山水、堤塘、桥梁、园亭、寺观、古迹、名贤、物产、冢墓、碑碣、书画、艺文等30门。专志是全国总志或地区志取材的重要来源。有的时候，专志就是地区志中某个分志的单行本或增补本。例如，朱一新负责编《（光绪）顺天府志》（北京）中的“坊巷志”；他白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访问居民，晚上翻检古书，辑录明清两代北京街巷胡同的名称演变、掌故传说，材料非常充实。编完《顺天府志》后，他把这部分材料再加整理，作为专志单行出版，名为《京师坊巷志稿》。又如1944年出版的《黄帝陵庙志》（黎锦熙纂），就是《（民国）中部县志》（陕西黄陵县）第21卷的单行本。可见，尽管专志不是一个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综合记述，它仍是地方志家族中不可分离的成员。
整个地方志家族犹如一棵大树，全国总志和地区志是它的主干，其中总志、省志记事简明扼要，便于统观全局；越是基层的方志，记事愈加详细，它们互相配合，疏密有致，而千姿百态的专志是它的绿叶柔枝，把这棵大树衬托得更加婆娑多姿。地方志一类著作并非中国独有，但是说到历史之久，卷帙之多，内容之全面详尽，描述地域之广阔，品类之齐全，应该说中国地方志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第三章 从两千年前说起
如果你溯长江而上，去探寻它的源头，你将会看到：滚滚长江，最初不过是从青藏高原万里冰川的冰凌上一颗颗滴下的小水珠。它们聚集成许多条细细的水流，再汇成溪，汇成河，一路上接纳着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终于汇成大江，浩荡东去。你想过吗？这正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积累和发展过程的缩影。
中国地方志起源于何时？怎样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这样从两千年前说起。
第一节 周代的“四方之志”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上古的“史”本是一种官职，除记录君王的言行和国家的大事外，还负责起草文书，发布政令，整理和保管图书档案。《史记·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729年，秦昭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会见。当时秦国强，赵国弱。宴会之中，秦王要求赵王奏瑟（一种弹拨乐器。赵惠文王善鼓瑟），然后让秦国的史官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国的上大夫蔺相如不能忍受这种屈辱，立即上前请秦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