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著作书目、甲骨文出土遗址的摄影和考证等等资料，而且还选择拓印了100多片甲骨卜辞，以反映这项最新的科研成果。明代边患严重，明志中“兵防”的内容就很突出。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志书中就大量出现了有关对外交涉、租界、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门类。
正因为每一部志书都以记录最近一段时间为主，时间近，就便于调查，便于核实，就能够记载得比较准确和详细，能够将许多可能转瞬即逝的材料保存下来。将同一地区一次又一次编修的地方志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完整的古今资料的总汇，可以连续考察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将各地历代的方志合起来看，就可以连续考察整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其资料的丰富与完备，是任何其他著作无法相比的。
地方志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极好的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教科书。从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南宋哲学家朱熹曾做过南康军的知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划的一种，和州、府平级），到任的时候，下属官吏载酒相迎，他却首先问志书带来没有。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过去编的地方志尽管存在种种不足，由于它的资料详明，对于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29年红军打开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9年以后，他每到一地视察，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志书。地方志成为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千百年来，中国大地历尽沧桑。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殒落了，多少煊赫一时的皇朝消失了，中国地方志的编研工作却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见兴旺发达，这和它的上述四大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二章 中国的地方志
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化的瑰宝。地方志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品类齐全，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古籍之林中独具风采。
第一节 现存的中国地方志有多少？
中国历代究竟修过多少地方志，已经难以统计清楚了。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录了我国190个较大的图书馆的馆藏，共有1949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8264种。其中天津26种、宁夏32种、青海39种、西藏44种、内蒙古48种、台湾49种、海南50种、北京55种、黑龙江65种、新疆81种、吉林93种、辽宁130种、贵州、上海各139种、甘肃198种、广西221种、云南287种、福建315种、湖北332种、安徽379种、广东395种、陕西、湖南各401种、山西431种、江西477种、河南528种、江苏540种、山东541种、河北567种、浙江590种、四川671种。
这个数字，绝不是现存地方志的全部。首先，它不包括全国总志和各类专志；其次，还有不少方志保存在其他图书馆或个人手中。近年来，各地在编修新方志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不少《联合目录》没有记载的志书。例如，湖北省来凤县在孝感的《向氏家谱》中发现了一部清初的土司志——《（康熙）卯洞司志》六卷。卯洞司是个很小的土司，“土地不过弹丸，编户不过数十”，居民都是土家族。土官姓向，从明初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已传了13代。这部志书完成于清康熙年间，记事很齐全，是一份难得的研究古代土司制度和土家族史的资料。它从来没有刊刻过。清嘉庆年间，向氏的后人在编族谱时，将它作为附录，手抄了几套，才得以保存下来。又如贵州的《（光绪）桐梓县志》三十卷，它的稿本一直由编纂人赵彝凭的后代收藏。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三种稀见的陇右方志，都是稿本或抄本，是在杭州刘子亚的私人藏书中发现的。发现民国时期的志书就更多了，如湖南社会科学院收藏有1931年完成的《（民国）沅陵县志》手稿；云南江川县县图书馆藏有1934年完成的《（民国）江川县志》稿本等等。据统计，这一类发现目前已经超过500种。此外，台湾地区的收藏是根据1960年公布的资料编入的，并不齐全，而且同样没有包括私家藏书。香港地区的收藏则没有计算进来。
对于流散在国外的地方志，《联合目录》只记载了已知的极少数孤本珍本。世界各地一共保存着多少中国地方志，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
中国地方志早已走向世界。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华政策的需要，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特别注意收集中国的地方文献。他们通过学者、商人、传教士、外交官，或是收购或是掠夺，从中国弄走了大批地方志。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图书馆，几乎都藏有中国地方志，其中有一些稀见的版本，在它的故乡中国反而看不到了。
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典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日本，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有人根据各种目录调查，从公元1694年到1807年，传到日本的中国府、州、县志就有800部之多，涉及18个省份。近代以来，日本以侵略中国为目标，更加勤于搜集中国方志。我国有些著名藏书家如浙江陆氏皕〔bi必〕宋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若干珍本，都陆续卖给了日本。 内忧外患交困的旧中国，政治腐败，国弱民贫，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珍品。我国方志学家傅振伦痛心地回忆说，当年日本人在北京琉璃厂书店收买古今方志，“不是计书论值，而是规定积书高达一手杖给一元。”现在日本各图书馆共藏有中国地方志几千部，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其他国家。根据日本人山根幸夫编的《日本现存明代方志目录》（1971年增补版）统计，仅日本12个图书馆所藏的明代方志就有300多部，其中57种国内已经失传。
美国搜购中国古籍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1918年以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几次派人到中国各省采购地方志，如1933年曾买走了山东人高维翰用20年时间收集的100多种山东志书。现在，中国地方志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特藏之一，1942年统计已有2900多种，目前大约已达到4000种。哈佛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中国地方志3500多种。美国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多少不等地藏有中国地方志。在世界上，除中国本国以外，美国藏有中国地方志的数量仅次于日本。
宁波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闻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侵入宁波，曾闯进天一阁，从地方志中查看宁波一带的地形，并且掠走了《大明一统志》等几十种地方志和舆地图书。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大量上千年前的古写本重见天日，这一重大发现令全世界啧啧称羡。 自此以后，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等，陆续闻风而来。盗走了敦煌宝藏中的大批精品，其中包含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写本残卷。这些稀世之珍，现在大部分保存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据1957年巴黎出版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的记载，欧洲英、法、意、德、比、荷、瑞典七国的25个藏书单位，共有中国地方志1434种。其中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
如果把这些都加在一起，不算重复的，现存于世的中国地方志大约在万种左右。据估计，现存中国古籍的总数为八至十万种，那就是说，地方志占了中国古籍的1/10。
第二节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地方志
但是，中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还有更多的地方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传到今天，在历史的长河中相继湮没了。
在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前，书籍靠手抄，难以广泛流传，所以多数不能保存下来。南齐的陆澄曾辑录160家地理著作，编成《地理书》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补了84家，汇编成252卷，称为《地记》。过了不过100来年，到唐朝贞观年间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这200多种书的原本已经9/10找不到了。再过几百年，到元明两代，《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书也已十不存一，连陆氏、任氏的汇辑本也失传了。可见古代书籍的散失有多么严重。
即使在印刷术发达起来以后，也有许多地方志从来没有刊刻过。或者虽然刊刻了而印数却很少。明清两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之后，向上级报送几部，稿本或书板就藏在府县衙门，平时鼠咬虫蛀，潮湿霉烂，不时遭到水灾火灾，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战争，府县衙门更是首当其冲。如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明代修过五次志书，明末天启年间滹沱河水患，“俱没于洪水”。湖北房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就编有志书，在明末战乱中书板被毁。到清康熙年间重修，过了15年又“板毁而书亡”。吉林的临江县（今浑江市临江区），曾于1926和1928年两度重修县志，两次都因失火，原稿全部烧毁。1930至1931年再次重编，随即遇到“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已脱之稿，尽付劫灰”。翻开各地修志的历史，这一类令人伤心惋惜的记录随处可见。
历代皇朝都曾经投入巨大的财力组织修志，修好的方志集中到中央，精心构筑了坚固的书库，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其他图籍一起妥善保管。但即使是这些得天独厚的皇家藏书，同样屡屡葬身于大规模的战争或火灾之中。如唐朝皇室的藏书一毁于“安史之乱”，再毁于唐末战乱。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一场大火烧光了皇室藏书处昭文馆、集贤院、史馆和秘阁的三万多卷图书。此后，宋朝的皇室藏书又在宋金、宋元战争中两次被毁。这些被毁的图籍中都包含着大量地方志。明朝政府曾经收集保存有不少宋元方志。明初编辑的《永乐大典》一共两万多卷，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中许多宝贵的资料就是来自地方志。明末的战乱，是图书的又一次浩劫，编《永乐大典》的人曾经看过、用过的不少宋元志书，从此就再也看不到了。《永乐大典》有一个正本，一个副本，正本也在明末战乱中被毁，副本则在清末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国联军的焚烧，丧失殆尽，幸免于难的部分仅及原书的千分之三，也多数被劫走。许多仅靠《永乐大典》得以保存的宋元方志资料，终于随同《永乐大典》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往往殃及地方志。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诸侯国的“史”和“记”，从现在看来，都是珍贵的地方文献，由于其中往往有对秦国不恭的文字，所以在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尤其难逃厄运。
清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为了取缔不利于清政府的思想，盛行文字狱。一些地方志就因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