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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有一部分涉及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这就是《逻辑哲学论》包含的论证很少。它的论题得到肯定的表述，它们得到各种各样的支持或补充：有时是具体说明；有时是引伸或者是界定；常常是隐喻或明喻。这些情况的出现远远多于在哲学讨论中通常使用的论证或证明。在关键地方对于重要问题提供的唯一说明便是比喻，例如关于图像映示关系的一些关键论述——“这就是图像附着于实在的方式：图像直接伸展而及实在”（《逻辑哲学论》2。1511）；“图像像尺子一样摆放在实在上面”（《逻辑哲学论》2。1512）；“这些相互关联好比说就是图像成分的触角，图像就是凭着它们接触到实在的”（《逻辑哲学论》2。1515）。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哲学在于给出“阐释”，而不在于提出《逻辑哲学论》所讲的“命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读者也许有理由认为如果使用的最重要概念——如“名称”和“客体”——没有得到解释的话，那就什么也没有阐明，所以他还是不了解怎样使用它们；或者如果学说的关键方面——比如说图像映示关系——是通过图像有“触角”这样的隐喻或者说图像“像尺子一样摆放在实在上面”这样的明喻来论及的话，结果也是一样。这些思考对于评价《逻辑哲学论》是很重要的。关于语言及其与世界之映示关系的论题，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旦我们从结构问题中抽身，开始转而弄清学说的实际意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讲就是“正确地看世界”）时，整个方案便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们确确实实不知道维特根斯坦自己在讲些什么。
类似这样的困难还扩大到维特根斯坦最后关于价值问题的议论。拉姆齐评论说，将伦理学说成是“胡说但却是重要的胡说”太像是既想留下蛋糕又想吃掉蛋糕。他的话真是击中要害。维特根斯坦将一种超越的和超然的性质赋予了价值，但是这种性质却不符合这一事实，即伦理上的关注绝非这样超然：道德上成问题的情境每日都在发生，它们之所以成问题就在于其中重要部分涉及这些情境中的事实。举例说，我们判断无故对动物施加痛苦为不道德，其重要依据在于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这类事实（对比之下，踢一块石头便没有什么不道德）；所以在这里关于事物在世界上的存在状态的偶然事实会影响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的行动。另外，如果像维特根斯坦所说，价值果真会“显示自身”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就会令人困惑不解，即对于伦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冲突和争执；或者人们为什么会充满激情并诚心诚意拥护一些观点，正如其他人会以同样的激情和诚意拥护相反的观点一样。
如果篇幅允许作进一步的探讨，人们还会提出其他针对《逻辑哲学论》的更加详细的批评。然而有一点应该强调指出，即维特根斯坦虽然在反对或修正他早期的立场上对彼时的自己毫不留情，这并不表示他的后期观点与其早期观点完全相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他思想的两个阶段当中，既存在变化也存在连续性。
4。早期哲学的影响
关于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影响，普遍的看法是：《逻辑哲学论》是维也纳学派所发展的学说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一位论述当代哲学史的作家J。O。厄姆森同意这种看法，他觉得可以不加保留地说该学派的一些观点“大部分都来自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逻辑哲学论》”。在其他论述这段时期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另外，这种普遍看法还认为该影响是单向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评论者很轻视下面这种假定，即认为在1920年代以及特别在1930年代中他的思想发生的变化（其中许多很激烈）全是来自他与维也纳学派及其思想的接触。
比较晚近的一些研究显示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与维也纳学派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他们之间有着联系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似乎比人们认为的要小得多，因为影响主要发生在学派的两个成员身上，然而他们并未因此与学派的其他成员产生分歧（除了与维特根斯坦学说大体无关的某些论点之外）。
我们将简短谈一下这些问题。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所产生的一个更早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前许多年便已显露出来。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影响。维特根斯坦是由于读了罗素的《数学的原理》一书而投其门下的。这本书和罗素与怀特海合写的《数学原理》对于维特根斯坦产生了重大影响；《逻辑哲学论》的出现以及其中许多思想的形成都要归功于它们。但是1912——1913年间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一起工作时，他很快便不再是后者的学生了，他们之间的讨论导致各自都发展了某些共同的基本观点和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认为逻辑显示语言与世界的结构，尽管在最后完成的形式上两者有些不同（《逻辑哲学论》与罗素1918年的《逻辑原子主义讲演》）。就基本观点和出发点而言，罗素是主要来源。［有些哲学知识的人会知道罗素从对于弗雷格和莱布尼茨的第一手的研究中受到影响，这些影响形成了罗素著作中的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到休谟的影响，后者是罗素大部分认识论的来源。因此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罗素继承这些影响的。他接受的其他影响来自叔本华和（通过叔本华而来自）康德。］但是维特根斯坦对于他从罗素那里学到的东西的反应反过来又影响了后者思想的发展，而正是这种相互影响促成了以后几年中他们各自观点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罗素在发表其《逻辑原子主义讲演》时说其中包含的论点“来自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这是罗素性格上特有的慷慨大度的说法，实际上是言过其实，因为《讲演》中罗素观点的要旨早已存在于他遇见维特根斯坦之前发表的著作中。
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产生了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是罗素没有让维特根斯坦初来剑桥时他正在写作的一本书出版。这本书后来被称作《认识论》。书中只有前六章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罗素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敌视态度而放弃其余部分的。罗素在1913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讲述了来龙去脉：“我们两人都由于激动而不再冷静。我让维特根斯坦看我伏案成果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未能看清其中的困难——他曾考察过我的观点，知道它行不通。我不能理解他反对的理由——实际上他并没有讲清楚，但是我确实感到他一定是对的，他看到了我所未看到的东西。”（从有关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回忆录来看，这种通过反对的态度更甚于反对的内容来推倒某人观点——以及信心——的方法是他一生贯用的做法。）从罗素放弃一个如此重要的计划可以看出当时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看重以及两人之间的思想关系的性质。罗素这本书未能面世大概算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产生的第一次影响。
正如已指出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之间的关系问题讲起来并不这样简单。学派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莫里茨·石里克。他于1922年来到维也纳担任教授职务，讲授归纳科学的哲学。起初的一个讨论小组后来成了一个更有组织的团体，拥有研究纲领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刊物——《认识》。学派成员中有许多极有能力的人；除了石里克本人之外，还有鲁道夫·卡尔纳普、奥托·诺伊拉特和汉斯·赖兴巴赫等人。学派自1920年代中期起十多年中一直集会讨论，直到法西斯主义迫使其成员流亡国外才告解体。
学派成员所提出的学说——“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内容就是要求在科学与该学派成员照贬义所说的“形而上学”（在他们的用法中这就是“无意义的胡说”的同义词）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他们是通过宣称只有关于事实或者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命题才有意义来做到这一点的。不能归入这两类的命题——例如伦理学和宗教的命题——被他们当作具有情感或规劝性质的表达式，不具有认知的内容；严格地讲，它们没有意义。他们说，事实命题以经验为依据，它们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经验证实或证伪。他们把另一类有意义的命题——有关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命题——称作“分析”命题，并将这类命题定义为其真值可仅仅通过考察构成它们的字词（或符号）的意义来判定的命题。这些命题包括逻辑和数学的命题。这些实证主义者还主张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含义作出逻辑分析来澄清经验科学命题，他们将这样理解的哲学当作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表面上看，这些观点与《逻辑哲学论》中的内容有着很多共同点。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事实的图像；说逻辑是重言式或“分析性”命题；说哲学的任务只限于“阐释”；说一切自然科学、逻辑和数学之外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这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使得学派成员在1925年和1926年集会时认真研究了《逻辑哲学论》，并且促使石里克安排与维特根斯坦进行讨论。石里克夫人留下了一份记录，讲述她丈夫在1927年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后所感到的兴奋。在一段时间里，维特根斯坦还与学派其他成员进行过谈话，其中就有卡尔纳普和费格尔；但是很快他的定期谈话对象就限于石里克和他的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的同事。虽然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离开维也纳前往剑桥，他还是经常回去探望，通过这些机会和信函与石里克和魏斯曼保持联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石里克1936年在维也纳大学的台阶上被一个学生谋杀（多半是由于政治原因）为止。
因此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和魏斯曼的接触是值得重视的。魏斯曼有一份已经发表的1929——1931年间他们与维特根斯坦之间讨论的记录。石里克鼓励维特根斯坦与魏斯曼合作写一本书，解释《逻辑哲学论》的学说以及该书出版以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魏斯曼打算在维特根斯坦的指导下撰写该书。30年代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使得这项计划显然不再值得进行；为了使计划进行下去，石里克说服维特根斯坦让魏斯曼改而讲述他的新观点。魏斯曼在这段岁月中随着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改变费力地工作，却很少让后者满意；书写成后是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