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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因而民兵工作逐渐落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城市、边防、海岛等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较扎实，从而为一九六二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为维持社会治安，为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第二十八章 再任总政治部主任
－－－－－－复出
一九六○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年后，发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批判斗争。
林彪整谭政的原因主要是他感到谭政主持总政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同他格格不入。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到一九六○年九、十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使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然而，谭政对这一套的接受却十分迟缓，他主张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林彪则把谭政的主张指斥为“糊涂观点”和“教条主义”。
谭政十分重视部队的科学文化教育。一九五九年一月，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规定十年内，使全军大多数干部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按本人业务需要，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专教育水平。于是，全军继五○年代初期的文化大进军之后，又掀起一个向科学文化大进军的热潮。林彪为了推行愚兵政策，以制造个人迷信，认为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谭政要求普及中高等教育，林彪给他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
接着，上纲上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且挂且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根据林彪定的调子，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①里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他和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和秘书长白文华被诬陷为组成了“反党宗派集团”。总政副主任傅钟和甘泗淇也被捎带“批判”。
一九六○年底，根据林彪的意见，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副主任肖华请到中南海去商量由谁来接替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肖华都建议由罗荣桓复出，毛泽东立即同意。于是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并不合林彪的意。他竟然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
对于罗荣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突然。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因病没有参加。批判谭政，事先林彪对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罗荣桓认为，谭政尽管在工作上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组织原则上讲，他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
谭政被降职后，罗荣桓同他谈话，鼓励他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谭政望着这位秋收起义前即已相识的老战友，有点困惑地说：“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罗荣桓热情地向他建议。
谭政采纳了这位老战友的建议。这时谭政分工管后勤政治工作，他到成都的一个军工厂蹲点五个月，到武汉一个被服厂蹲点三个月，带回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了调查报告，准备向军委汇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程却迟迟没有安排上。罗荣桓又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谭政蹲了几个月的点，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他带回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有很多的意见，应该组织听一次汇报。”不久，罗瑞卿按照罗荣桓的意见，组织了总参、总政、总后等有关领导和部门专门听取谭政的汇报，讨论了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定了改进措施。这对于谭政继续坚持工作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对于受谭政牵连的总政其他干部，罗荣桓同样很关心。原宣传部长姜思毅刚刚被降为副部长，罗荣桓便指定由他带一个工作组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姜思毅在西安蹲点四个月。一九六一年九月，罗荣桓专门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听取他的汇报，并将他的关于改进军事院校政治教育的合理建议吸收进了总政拟定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之中。
罗荣桓不仅对谭政等予以保护，而且对于其他一些受到“左”的错误伤害的干部也尽力帮助他们解脱。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原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受株连，被错误地说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被免职送到政治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填写干部履历书，罗舜初请示肖华，在反右倾中受批判要不要填写。肖华请示罗荣桓后答复：不要填写。一九六一年底，罗舜初即将从政治学院毕业，罗荣桓建议任命他为负责搞电子工业技术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但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对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表态，不宜去十院这样的要害部门。有的干部还说罗舜初抗战时期在山东就同黎玉“搞在一起”①〔黎玉在山东工作时，一九四八年曾受饶漱石、康生的打击被无端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九八六年三月，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已为黎玉平反〕。罗荣桓得悉后，明确表示：这样讲不好，仍坚持要罗舜初去十院工作。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同意罗荣桓的意见。不久，军委任命罗舜初为十院院长。
－－－－－－－提出向地方反映情况问题建议的前前后后
一九六○年，罗荣桓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广大指战员对于由“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误，意见很多。罗荣桓认为，要稳定部队的情绪，纠正这些失误，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在政治学院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过去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情况，现在根本没有了。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情况？……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一行三人到罗荣桓家里，向他汇报晋、冀、鲁、豫、辽和北京六省市民兵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中，傅秋涛反映，某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今年八月带了动员处长等人到一个县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一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什么不反映，动员处长说：“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听了傅秋涛的话，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严肃地指出，不反映情况，“其实是党性问题”。他说：“中央的政策、指示，现在有些贯彻不下去。比如三级所有，中央早有决定，他就是不办。在这种情况下你反映了情况还能划你右派？这是个党性的问题，也是个群众观念的问题。”
送走傅秋涛后，罗荣桓的思绪仍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之中，当晚夜不能寐。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坚决反对：（一）贪污，（二）浪费，（三）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收到这一信件后，罗荣桓立即打电话将肖华请来，研究在军队如何贯彻，决定发一个关于做好驻灾区部队和家在灾区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他还针对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有不少反映的情况，要求肖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个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建议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林彪的不快。
林彪曾经规定：由于他有病，不常在京，总参谋长、总政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然而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个就要倒霉。后来贺龙、罗瑞卿等被整，无不与此有关。
林彪认为罗荣桓越过了他擅自向中央请示问题，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他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首先抽象地肯定了一句：“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然后说：“……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军队干部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农的影响，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
虽然罗荣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一九六○年党内民主生活已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意见却一度得到重视。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正确地提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同时，又对肖华批示：“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既然毛泽东已经批了，罗荣桓和总政机关都得遵照执行，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可是，在林彪那里事情并没有完。他把这件事当作了抓在手里的一根“辫子”。后来，到一九六一年六月间，他又一次将它翻腾了出来。
－－－－－－－对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针的异议
林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罗荣桓，在他一手策划的“批谭事件”中已经露出了端倪。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