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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靠近某机关的后院。有一次那里修理锅炉，整天敲得震天响。警卫员怕影响他休息，就去找人家提意见。他知道后对秘书说：要批评警卫员，这样做很不好，我休息怎么能影响人家的工作呢？他在杭州时，有一天去北高峰游览。因为山比较高，警卫部门准备了一付滑杆跟在后面。走到半路，医生说：“路不好走了。请首长坐滑杆吧。”罗荣桓直摆手，头也不回，拄着拐杖径直走上山去。回到住处后，他对医生说：“你这个同志搞什么名堂，我是出来休息游览的，怎么能叫人抬呢？”医生解释说：“你身体不好，抬滑杆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又不是雇的人。”他连连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不用说叫我坐了，让他们跟在后头也不应该，想也不应该这样想嘛！”
罗荣桓时时把自己看作群众中的一员，很愿意接近群众。他不赞成领导干部警卫森严，同群众隔绝的做法。到外地视察时，他常常一个人信步走到街上去。有一次，他从汉口乘船去南京。上船后发现这一层船舱就只有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问，原来警卫部门同售票处打了招呼，其他的票都没有卖。他不满意地把警卫人员找来批评说：“我看你们搞警卫工作的恨不得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我们接近群众有什么不可以？”他出外视察都是轻车简从，厌恶前呼后拥、迎来送往等繁文褥礼。有一次，他乘飞机去昆明，刚走出舱门，只见机场上黑压压站了一群人，原来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大都到了，还带来许多工作人员。他很不高兴，倚着飞机门对站在舷梯旁的几位负责人说：“以后你们再来这么多人，我就不下飞机，原机飞回去。”
罗荣桓无论是对于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无论是对职工或战士，都是一视同仁，赤诚率真，没有丝毫架子，使大家感到如家人般的亲切。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院长的住地帮助整理花木，他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工人到了元帅家里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第一次去时，罗荣桓不在家，林月琴请他到客厅里坐，又拿烟又倒茶，还端来糖果请他吃。走时，又送到大门外。第二次去时，老张正和另两个工人在院内补栽树木，罗荣桓从外面回来看到了，立刻问秘书：“饭准备好没有，同志们都饿了吧，快请到屋里吃饭。”老张客气地回答说：“我们不饿。”可是罗荣桓一定要他们去吃，只好一起吃了一顿。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老张他们去整理花木时就自己带上饭。但工作完了，罗荣桓夫妇还是要留他们一起吃饭，怎么也推辞不掉。林月琴说：“我们吃什么就给你们吃什么，又不是什么特殊招待。”罗荣桓也说：“再困难也不在你们吃这一顿饭嘛。”老张回忆这些经历时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是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司机牟耐意从解放战争时期就在罗荣桓处开车，十多年间和罗荣桓相处得就象一家人一样。他说，罗元帅对同志不仅关心，而且尊重，因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服务人员工作中有点缺点，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要开很长时间，把他送到后就跑出去参观去了。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子，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司机才回来。老牟心里很不安，可是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还问他参观得怎么样，没有说别的，但老牟一直记着工作中的这个缺点。
罗荣桓埋头工作，不愿出头露面，更反对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像、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地回避。一九五六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过一封信，学校为了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准备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亲自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领导学生努力学习，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的一则关于民兵工作的消息，有几处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就给欧阳文总编辑打电话说：“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的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慈祥而要求严格的父亲
一九五五年五月末，一向充满欢乐的罗荣桓家里，气氛显得有些沉重。刚刚满十五岁的女儿南下病情恶化了。南下，是一九四○年第一一五师从鲁南山区南下郯（城）马（头）地区的时候诞生的。
南下很聪明，在学校学习功课很好。罗荣桓十分喜爱她。可是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一年前生了恶性骨瘤。林月琴和秘书等工作人员怕罗荣桓难过，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但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不久，南下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南下拄着拐，行动不便。罗荣桓鼓励她同疾病作斗争，同时，对她要求仍然很严格。看病，罗荣桓总是让她上医院，从不请医生到家里来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了减轻她的病痛，分散她的注意力，弄来邮票让她集邮。她很听话，默默地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可是，到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发现她的癌肿已转移到肺部，病势危重，住进了医院。尽管医生用了各种办法医治，最后病魔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守在医院里的林月琴对女儿的夭折悲痛万分，同样使她焦急的是怎样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孩子的父亲。罗荣桓也有病，怎么能让他再承受如此强烈的刺激呢？林月琴只好和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商量：“南下是荣桓最喜欢的孩子，是不是先不要告诉他？”黄树则也觉得很不好办，说：“你也不要太难过，我先去罗主任那里看一看。”
来到罗荣桓家里，黄树则象往常一样先问饮食起居，又东拉西扯地闲谈，就是不知道对南下的事怎样提才好。过了好半天，还是罗荣桓打破了僵局：“树则同志，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不行了？”黄树则无言地点了点头，一时也想不起应该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安慰罗荣桓。罗荣桓默默无语，抬起头看着窗外庭院内的落花，慢慢地说：“在战争年代，要养活一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孩子丢了。那时有一个干部，孩子死了，难过得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在战争中牺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战友亲人死了，当然很悲痛，但是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嘛！南下是战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
罗荣桓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失去过两个孩子。一个叫北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出生时，罗荣桓已经奔赴前线。孩子出生后才几个月，林月琴也被调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孩子便寄养在山沟里一户老乡家里。一九三八年九月，罗荣桓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曾抽空去看了孩子。当时那户老乡已对孩子产生了感情，想将孩子要了去。罗荣桓未同意。罗荣桓回前线后，开始从后方传来消息，说是那户老乡搬家了，接着又说孩子已经病死。另一个是一九四一年在山东出生的女儿罗林，也寄养在老乡家里。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一岁多就死去了。罗荣桓的一家，象许许多多革命者的家庭一样，为革命作出过很大的牺牲。
新中国成立以后，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罗荣桓和林月琴永远忘不了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并常常用当时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教育孩子们。
南下的哥哥罗东进是一九三九年第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的名义由山西挺进山东时出生的。他还不到一岁，就随一一五师的供给部、卫生部机关，由挑夫从山西挑到山东。到了山东以后，由于环境紧张，他一直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他五岁时，山东形势好转，才把他接回来。罗荣桓经常对他和南下说：“你们是老乡用高粱煎饼和地瓜喂养大的，可千万不要忘本啊！”他教育孩子，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而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常到同学家里走一走，看看人家是怎样生活的。更要和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孩子们接近，多帮助他们，吃饭穿衣要首先想到他们。东进读中学时，有一次过团日，带同学们回家取留声机。罗荣桓见到了热情欢迎，拍拍他们的肩膀，亲热地问长问短。这些同学回忆起这一位没有一点架子的元帅来，至今仍十分怀念。由于罗荣桓夫妇的教育，他的几个孩子在学校里都同大家一样，毫无特殊之处。
罗荣桓在家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有时他坐在藤椅上休息，孩子们在一旁奔跑嬉笑，林月琴怕影响他而去制止，他总是缓缓地说：“算啦，算啦，由他们去吧。孩子嘛！”
在工作之余，罗荣桓常喜欢和孩子们谈谈玩玩，问问他们学习和思想情况，帮助他们算一道数学题，或者纠正纠正他们的英语发音。有时还和他们下一盘象棋。孩子学习得了好成绩，他特别高兴。女儿巧巧画了一张大公鸡，很象个样子，他高兴地把这张画挂在客厅里，一直挂了很久。
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思想作风，他要求很严格。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给东进买了顶棉布帽子，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要买一顶皮的。他知道了，把东进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他告诉林月琴以后对孩子的生活不要过多操心，在政治思想上要多关心一点，他曾经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东进和南下上小学时，子弟学校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一次，都是机关用大轿车集体接送，他从来不准派小车去接。有一个星期六，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去接了一次。他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天很晚了还没有到家。家里担心路上出了什么事，罗荣桓也有点着急了。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对，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地保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罗东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罗荣桓嘱咐儿子说：“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决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他鼓励罗东进说：“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随后又拿起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东进随身带着：“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