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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家庭的音讯很快传来了，头一个信息是关于他的弟弟罗湘的。
罗湘比罗荣桓小三岁，同罗荣桓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已日趋尖锐。罗荣桓同罗湘分手时，再三嘱咐罗湘，参加政治活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罗湘在黄埔毕业后进了国民党军队。罗荣桓一九二九年在龙岩曾写信劝他离开国民党军队回家种田，但他未听。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逐渐认识国民党的腐败。当上司任命他当一名铁路上的课长时，他未接受，拂袖回乡。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在衡山拉起了一支有八十多支步枪、四十挺轻机枪的队伍，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东支队，并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打了几仗。受解放军湘东支队这一番号的吸引，衡山进步青年纷纷投奔，这一部队迅速发展到八千多人。解放大军南下时，这支队伍又主动帮助筹粮筹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将其整编后，了解到支队的负责人是罗荣桓的弟弟，以为这是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领导机关便准备任命罗湘为该师副政委。电报转到罗荣桓手里。罗荣桓对该部说明，罗湘并非共产党员，自然不能任副政委。他认为，罗湘首先需要学习，改造思想，然后才谈得上分配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罗湘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政协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罗荣桓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关于他的二哥罗晏清的。
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杂货铺帮助罗国理经营。一九二九年罗国理逝世，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一九三七年，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后，在进行征粮工作时，驻南湾地区的工作队得知罗晏清家是殷实富户，征粮数额较大。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在来京时向罗荣桓谈及此事，罗荣桓立即充分肯定了当地工作队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肖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与此同时，罗玉英也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来。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一些旧思想的影响，认为爸爸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写道：“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年一月，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罗荣桓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看到了女婿、外孙和侄子，很是高兴。他介绍陈卓和两个侄子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罗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便留在家里补习文化，到年底，进了速成中学的预备班。后来，他们四人中一人当了空军军官，三人成了国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罗荣桓又让林月琴每月从薪金中拿出三十元交给罗玉英，让她用以赡养她母亲。至于罗晏清，孩子们进学校后，在京还住了一段时间。他自从出来以后，沿途被当成上宾招待，慢慢地也就感到心安理得。当警卫员、通信员为他做事时，他爱理不理，有时还支使警卫员干活。罗荣桓看不下去，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能对他们摆那个绅士架子！”后来便动员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众的教育。
罗荣桓虽然对他的二哥要求比较严格，但他却一贯以乐于和善于联系群众而著称。他的家里客人不断，其中不仅有高级干部，而且有一般干部、工人和农民。他家门前，不仅有卧车，而且常常停放了不少自行车。有人写诗赞道：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
对这些客人，他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到了开饭时间，他必定要留下客人同他一桌吃饭，即便是对于临时到他院内干活的花工、瓦工，也是如此。对于外地来的客人，他都要请秘书给安排住处。就在罗晏清走后不久，衡山老家来了一位老人，他当过长工，当一九二六年底罗荣桓在家从事农民运动时，他是农会委员。解放后，特地到北京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热情招待了他，给他安排住处，让秘书陪着到故宫、北海、动物园、颐和园等地方参观游览。老人走时，他给买好火车票，请司机将他送往车站。他自己亲自送到大门口。事后，他对孩子们说：“这些人虽然不是亲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来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阶级感情。”
－－－－－－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情操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秋天，罗荣桓全家住在北京南池子十八号。
在战争年代，罗荣桓历来是随遇而安。在井冈山上，风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饭。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庙宇、草棚、茅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窑洞，沂蒙山的庄稼院，他都住过。到后来，大连日本式的和哈尔滨俄罗斯式的小洋楼，他也住过。嫌房子少、设备不好，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虽然自幼立志要当一名土木工程师，可从来也不曾想过给自己设计一所什么样的住宅或在室内应该有什么样的陈设。
他家搬到南池子十八号后，按照老习惯，室内一切照旧。然而，他对于室内那几个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玩摆设，却感到有些碍事，怕孩子给打坏了，便让秘书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它们统统搬走。这样房间也显得豁亮一些。然而这所住宅住上罗荣桓一家，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仍然显得小了。可是，罗荣桓夫妇并未提出什么。倒是管理部门看不过去，为了办公的方便，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房子加盖好不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了。罗荣桓在要求部队和总政机关认真检查的同时，对自己院子里加盖了房屋的事作了检讨，认为这是浪费。总政副主任傅钟、肖华等都认为，房子并不是他叫盖的，不同意他做检讨。他却说，虽然不是我叫盖的，可是我也没有制止，仍然向中央写了书面检讨。
然而，房子比较狭小毕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尽管罗荣桓不以为意，可来到罗家的许多客人都有此感觉。一九五三年底，军委高干会议期间，邓小平来看望他，看到院子里加盖了车库和秘书办公室，连散步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又看到罗荣桓近年来连得两女，老家的大女儿和女婿、外孙也来到北京，还收养了一些无依无靠的亲属的孩子，房子显得太挤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一九五四年秋天，罗荣桓又举家搬到东交民巷新八号，与贺龙、陈毅、张鼎丞为邻。罗荣桓在这里一直住到他逝世。罗荣桓不仅在住房等生活问题上从来不提什么个人要求，而且在名誉、地位的面前，都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他经常说，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因此，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额外的照顾，增加人民的负担。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中央办公厅按规定要给他增派工作人员，增加车辆。他一概拒绝。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具体工作管的不多，有一个秘书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卫部门提出，首长外出时需派警卫车，家里警卫工作也应加强，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卫人员。他仍不同意。经过反复商量，最后他只同意增加一名副官。他虽然担任许多领导职务，秘书一直只有一人。为了照顾秘书的学习和休息，罗荣桓还常常亲自签收文件。按照当时的规定，在他家里可以放映专场电影，但他坚决反对这样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队来放了一场电影，他知道以后很不高兴，不仅批评了身边工作人员，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以后他家里再也没有演过电影。
有一年夏天，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北京军区副司令肖文玖去看他，见他住的房子已年久失修，室内也比较潮湿，便问罗荣桓，为什么不找管理部门给修一修。罗荣桓说：“这就满好了。”肖文玖看不过，回去后便嘱咐北戴河的军区疗养院派工人去进行了修理。一天晚上，通知罗荣桓到剧场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带着几个孩子去得晚了一些，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在剧场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位子，只好走了出来。孩子们不高兴地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他却笑吟吟地说：“看不成就不看嘛！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他在家养病时，一天，精神好一些，想到公园散步，于是来到许久没来的颐和园。望着湖光山色，顿觉心旷神怡。他叫跟来的警卫员租条小船划划。可是警卫员身上没有带钱，司机老牟也没有带，他自己更是从来身上不带钱的。公园的保卫人员就要了一条船给他们划。他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几天后他再一次来到西郊，便吩咐老牟把车子开到颐和园去还租船的钱。
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有病而要求什么特殊的照顾。有一次他住医院回来，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里来的躺椅呀？”秘书回答：“总后送来的。”“给钱了吗？”“没有。”他一听没付钱马上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的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不想去退。他最后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以后，躺椅才留了下来。他常常因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医生为了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他对医生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四百元钱到上海订制了一张摇床。罗荣桓把公和私分得特别清。有一次，他到政治学院去。院务部的干部让老牟带回一小包学院自己栽培的蘑菇，说是让首长尝尝鲜。罗荣桓吃饭时看到了蘑菇，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家里人告诉了他。为这件事，他专门向秘书交代，让他教育司机、警卫员等工作人员，今后外出绝对不允许接受别人送的任何东西。
他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靠近某机关的后院。有一次那里修理锅炉，整天敲得震天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