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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止歇，台下响起一阵象微风一样的轻轻的笑声。罗荣桓首先就速成系开学说了几句话，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政治学校过去是有过的。红军时代的末期是红大，也就是红军大学。那时，我和谭政、莫文骅同志都是那里的学生。抗日开始改为抗大。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傅钟副主任曾担任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在保安的红大，比起今天的政治学院来，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政治学院比起过去的红大规模大得多了。那时，没有专职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同时就是学员。那时，既没有好的教室也没有好的宿舍，没有饭堂，吃饭和上课在一个地方。课堂里只有教员有一张桌子，学生用的凳子就是石头。生活非常艰苦。比起政治学院来差的太远了。虽然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感到非常愉快。也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许多高级干部都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了一步。
他反复强调，在保安那个时候，条件尽管和现在是不可比较，但那个学校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却是我们应该遵循和学习的。
接着罗荣桓指出，政治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合乎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政治干部。罗荣桓要求政治学院开展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的研究，将军队政治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把它更加充实起来，总结起来”，以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速成系开课后，政治学院的建筑工程继续加紧进行。罗荣桓不断前来看望。他看到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非常高兴。一九五五年十月，实行军衔制以后不几天，罗荣桓又乘车直奔西郊。车刚过永定路，远远地只见校门内外是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司机老牟减了速，罗荣桓仔细一看，原来学院的领导干部、教员、学员都佩戴军衔，列队站在大路两旁。罗荣桓毫无思想准备，开始吃了一惊，继而恍然大悟：哦，这是按条令规定的礼节迎候他呢！他吩咐停车。下车后和迎上前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十一行礼、握手，然后便大步匆匆走过欢迎队伍。
一进办公室，他就对学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这样可不好啊！知道我是学院的院长，怎么还对我来这一套，这不是搞形式吗？这没有什么意思。相反，它还有副作用，起码会影响学员的学习和干部们的工作。以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这个了。”一位干部解释说：“这是条例规定的礼仪……”罗荣桓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那个规定是对外的。我们自己人不要搞这一套。”
过了几天，罗荣桓又来到政治学院。这次虽然未组织列队夹道欢迎，但学院党委的常委们和各部门负责人还是来到校门口迎候。于是，他又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上一次是我没跟你们讲清楚，这次又来这一套了。虽然规模没有上一次大，这样也不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脱离群众，没有一点用处。你们不这样搞，今后我仍然可以经常来，想找谁就找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彼此都不受拘束。一搞形式，我反而受约束了。”
从那以后，罗荣桓到政治学院，就再也不举行迎候仪式了。即使是开学、授旗这样隆重的典礼，彭德怀、罗荣桓等许多领导人来到学院，也再未组织列队欢迎。有时，罗荣桓来学院干脆事先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最后再到办公室找领导干部谈。
几年里，罗荣桓到政治学院相当频繁。尽管十年浩劫已使很多资料散失了，但现在政治学院仍然保存着罗荣桓多次在该院的讲话记录稿，其中仅一九五八年九月一个月就有四次讲话。至于罗荣桓来学院虽然讲了话但没有记录，或记录已经散失的那就更多了。
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主要是抓大政方针。他强调要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这是贯穿在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工作中的一条红线。他曾经多次从各个侧面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政治学院是搞理论的，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他说：什么叫理论？……我们有些干部感到神秘莫测。实际上理论并不神秘，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实践过程中，经过综合、概括上升为理论。理论来自实践，而又回到实践中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补充和发展。
应当怎样学习理论呢？他说：我们要从书本上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书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概念。决不能单纯满足于书本的学习，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因此学习理论，应该特别强调联系实际。
针对学校学习的特点，罗荣桓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教条主义。罗荣桓认为，教条主义的特征是“把理论与实践分裂开来了”。他愤慨地说：“如果把理论看成静止的东西，那三分钱也不值。”他尖锐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
他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也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应当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个别词句。他说：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著作的学习，也还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主席著作本身就是反对迷信的，毛主席如果不破除迷信，不破除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就不可能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东西，也不要迷信，不要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
“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马列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也要发展。既然不能只对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当然也不能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这又是发人深省的警钟。然而到了后来，林彪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句话就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重要“罪状”了。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怎样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呢？罗荣桓认为，这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撰写每一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毛泽东的某一论断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的。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历史问题，不联系中国革命，不联系党的历史，很难学好。毛主席著作要结合中共党史来讲，政治工作要结合战争历史来讲。后来，罗荣桓将这种学习方法归纳为“一条线五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以中共党史为线索；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泽东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结合”中的有些内容，如“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已不再适用，但罗荣桓提出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成为后来同林彪在关于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争论中的罗荣桓的重要论点。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九…四○页〕
罗荣桓提出“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正是为了从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要让学员学好党史，首先要求提高教员的党史水平。为此，他指派学院的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聆听他们讲党史、讲军史，把他们的讲话速记下来，整理成资料。同时，他还亲自向教员们讲古田会议前后我军的历史，一共讲了三次。他讲最后一次时已经病重住院。教员们来到医院，医生只准讲半小时。时间一到，医生便前来劝阻。罗荣桓高兴地说：“我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再谈一会。”又过了半小时，听讲的教员们怕影响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讲了。可是罗荣桓兴犹未尽，又讲了半小时。在医生和教员们再三请求下，他才停下来，还一再说：“以后再谈，以后再谈。”他的这三次谈话如今已成为进行党史军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料。①〔参看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六日《解放军报》：《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
－－－－－－提倡学习苏军经验要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
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一开始便面临着没有经验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各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态度，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同中国友好，向中国出售较为现代化的装备，愿意帮助中国。因此，中共中央号召“一定要把苏联先进经验学到手”。显然，这一号召也适用于军队。
学习苏军经验，对于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很大的作用。解放军从苏军学得了掌握较为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军事技术和指挥、管理的知识。
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一九五○年开始，总政和总干都聘请了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工作建设曾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发展历史、传统和特点有很大差别，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军队，苏联顾问的意见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而他们中有的人又常常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按他们的意见做不可，这样，分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很注意处理好同苏联顾问的关系，十分尊重他们。但牵涉到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有时又非争不可。一九五○年秋天，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等便同驻总干部部的顾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不同看法。
例如，关于干部的任免权限问题，苏联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即：团无任免权，师可任免排级，军任免连级，军区任免营到副团级，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长任免。各特种兵司令与总干部部长有同样任免权限。
罗荣桓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可能是适合苏军情况的，但却并不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中国军队干部大都是从下面生长起来的，总干部部尚不可能掌握全军的干部情况，因此任免不能过分集中。应以团任排级，师任连级，军任营级，军区任团级为宜。师以上干部仍应由军委主席任免。总干部部长则不必要有任免权。
罗荣桓等还认为，从人民军队任免干部的传统和当时实际状况看，大军区司令员大都是中央委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