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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又见到了李德仲，便招呼他到前面就座。罗荣桓接着讲这二十万兵员的问题，说明东北局决定在松江动员五万人参军。他问李德仲：“老李，怎么样，这个数字有困难吗？”
“有困难。”李德仲直率地说：“我们已经动员了三万，再动员五万怕是完不成。”
罗荣桓听了很安详但又很坚决地说：“你们松江土改搞得比较健康，农民有了土地，就会起来保卫胜利果实。这个数字不算主观，我们对农民的觉悟要有足够的估计。会后，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再答复我。”
会后，李德仲向省委作了汇报。松江省委经过讨论，决心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决定。结果，参军农民达到五。七万人，超额完成任务。
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又一次整编时，第一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团实际上达八十八个、二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补充了主力。再加上五万多“解放战士”，使主力部队空前充实。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外，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后，又先后成立了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纵队。同时，将二线兵团的另一部分和地方兵团编成了十五个独立师。此外还有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和一个铁道纵队，都做到了兵员满额。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止，主力部队共七十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一百五十万人。其中，作为二线兵团补充部队的已达一百六十四个团，三十七万人①〔截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共组建二线兵团一百八十九个团，总兵力达四十二万余人〕。
为了把这些二线兵团组建好，罗荣桓还派总部机关人员下去实地点验，检查二线兵团的训练成绩和部队素质。
－－－－－－－军工生产和后勤建设
在紧张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中，罗荣桓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抓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
随着战争的扩大，部队的发展，只靠日伪留下的武器弹药，已经远远不够了。部队枪械弹药的补充，除靠战场缴获外，还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军工生产的条件比其他各解放区优越得多。当时，东北已经有了许多军工生产点，分散在各军区，生产计划不统一，产品质量和数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必须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争取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生产。东北局建议由伍修权抓此项工作。
伍修权曾在苏联学习过，红军时期进入中央根据地工作。他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停战谈判时，曾出任停战谈判东北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后，伍修权回到哈尔滨，罗荣桓找他谈话，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伍修权在执行小组期间，天天同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吵架”，由于对方胡搅蛮缠而憋了一肚子气，他表示希望到前方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到前方的愿望是很好的。”罗荣桓说，“不过，目前部队作战武器消耗很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扩大，后方军工生产越来越重要了。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之外，有无充足精良的武器弹药，也将产生直接影响。这件工作目前跟不上，很需要大抓一下，军区准备成立一个军工部，你负责领导军工生产怎么样？”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即到北安、鹤岗、鸡西、珲春、哈尔滨、牡丹江和大连七个军工点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成立了军工部。经中央批准，任命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
何长工是罗荣桓在秋收起义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上任之前，罗荣桓同他谈话说：
“长工同志，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内建设百万大军，解放‘两路四城’①〔两路指中长路、北宁路。四城指沈阳、锦州、天津、北平。参看本书第二十章第三节〕。东北局决定你来抓军工建设，搞武器弹药。我们请伍修权同志给你当政委。后勤所有的汽车和司机由你调动，家里的事让伍修权同志多管一些，你就在外面跑跑跳跳，你看怎么样？”
何长工愉快地受领了任务。何长工建议，将现在一时还不能回国的日本侨民中的军工人才动员出来，让他们帮助我们搞两三年，把我们的工人教会再走。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实行优待。罗荣桓非常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东北有工厂，有原料，就缺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枪炮都可以造。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在地下的枪枝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所用。”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军队在东北搞了不少秘密军事仓库。日本战败后，他们也遗弃了不少武器装备。民主联军经过广泛的搜索和征集，把这些军事装备都起了出来。在这方面，炮兵司令朱瑞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朱瑞从山东赴延安，七大之后，中央曾准备任命他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他感到自己在苏联学的是炮兵，还是扎扎实实搞本行好，便提出要从事炮兵建设。于是，中央命令他代理延安炮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由他率炮校到东北，担任民主联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他带领新建的炮兵部队和炮校学员，在靠近苏联、朝鲜边境的山沟里，收集了大量日本人遗弃的大炮和零部件，修理装配成各种型号的大炮，装备了部队。
军工部除曾同苏联方面谈判，将苏方存放在满洲里的一批日军武器接收过来外，最主要的任务则是组织自己的军工厂进行生产。
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共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毫米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复装山炮、野炮炮弹二十五万发。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一九四八年六月另成立了军需部（由杨至诚担任部长），把一般军需品的生产与武器弹药的生产分开。军需生产方面，可日产单衣一。九万套，胶鞋、布鞋各一万双。生产的军工、军需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解放军。
部队不断扩大，装备不断改善，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工作的战略作用越来越突出了。对此，罗荣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的汇报时曾说：“在东北作战时就有一条经验，打起仗来，一要抓指挥机关，二要抓后勤。这两个部门很重要。指挥机关组织不好，后方东西跟不上，打仗就成问题。”正由于后勤工作对战争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作用，罗荣桓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对后勤工作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军区召开了后勤部长、卫生部长会议，总结冬季攻势作战以来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任务。罗荣桓出席了会议，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战争规模将更大，战线将更长，使用兵力将更加高度集中。要做到既能攻坚，又能野战。根据这些特点，加强后勤工作建设，满足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粮秣和其他物资的需要，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去，保证各项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的执行。在后勤制度上要求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开支，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在总结报告中，他还针对今后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后勤工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如从军工部中分出军需部，将供给与生产分开；健全二级军区的后勤组织；成立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建议在专区、县级成立有党、政、军、民参加的战勤委员会，统一战勤领导；在运输线沿途设立大、中、小型兵站，将各地区的公私车辆统一登记，组织起来，以便一声令下能够统一调动，服务于战争；在南下作战主要方向的冀察热辽地区内，增建十五至二十个野战医院，能收容二。五万至三万伤员；组织七千至八千副担架，以保证伤员的及时运送等等。
随着主力部队南移，各部队纷纷设置后方留守处。这些留守处一度存在一些混乱现象。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整顿各后方留守处的问题。他说：
“有纵队的师要坚决取消后方留守处。一律不许保留！各师的同志要下最大决心，立即将后方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将后方集中，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交代。在清理后方中，要防止变相贪污与打埋伏的现象。如果政治工作不好好保证，那么统一起来的就会是些破铜烂铁，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调剂更换，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
当时，在交通要道通辽，各单位设立的留守处既多且乱。罗荣桓请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周桓去通辽进行整顿，建立了后方的正常秩序。
比通辽更大的后方则是哈尔滨。这里机关单位多，家属和孩子也多。罗荣桓的家也住在这里。罗荣桓一家从莫斯科回国后，管理处为他找了一座同林彪的住处不相上下的又大又好的房子。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大房子太浪费。他看到谭政一家住在一栋小楼里也是空荡荡的，就叫林月琴去和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搬进去合住。谭政没有孩子，早就感到空得慌，立即表示同意。他爱人王长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在一张大通铺上铺挨铺，关系亲如姐妹，她对林月琴举家搬来更是拍手欢迎。于是，两家人便住到一起。罗荣桓家有孩子，免不了跑跑跳跳。林月琴便提出，他们住在楼下，谭政家住楼上。
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林月琴就要求参加工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杜平找她谈话，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工作。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工作感到高兴，但对做什么工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几天以后，他对林月琴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组织部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件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跟许多干部一样，只看工作需要，没有什么地位高低的想法。但她对是否能做好教育工作心中无数，说：
“我没有干过这种工作呀！”
“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一块办，边干边学嘛！”罗荣桓又对如何办好子弟学校谈了一些想法。
于是，林月琴便找了吕正操的爱人刘莎、宣传部长肖向荣的爱人余慎，还有几位热心人，一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找房子、请教员、买教具…